第三章 “素养教育”的制度举措 第三节 学校家庭化
中国自古以来，甚至到今天，学生大都将学校视为“旅社”和“商店”。而主校政者也大都以“旅社”和“商店”（贩卖知识）主人自居。学生与学校“交易而退”，彼此再不相关。
1942年6月，湖南湘中上梅中学十八、十九班学生写了篇“毕业留言”。留言的第一句话，就是：“学生视学校如逆旅、如寰柜，而主校政者亦率以逆旅主人、寰柜自居，交易而退，彼此不相关也，久矣” 。接着，他们在留言中表示：坚决不再把学校“以逆旅、寰柜视之”，“出校各班”，“均要置图书或购什物以留纪念”。
当时的上梅中学校长晏孝逊对此十分感慨，决定将此留言刻碑永存。晏孝逊、曾广济等全体上梅中学职教员亦在留言碑上签名，以示：“主校政者”，亦不再“以逆旅主人、寰柜自居”！
上梅中学学生当时虽然表示不再视学校为“旅社”和“商店”，学校职教员当时虽然也表示不再以“旅社”和“商店”主人自居，但他们究竟要把学校当什么看待呢？留言上未写明，碑刻也未补述。
1993年，我在编写《湘中教育志》时，在上梅中学发现了了这块已经推倒在校园内的“留言纪念碑”。我将自己的疑问请教一位老教师：“不把学校当旅社和商店，那把学校当什么呢？”
老教师告诉我：“听后来的曾广济校长说过，要像离我们上梅一二百里远的、罗輈重曾经主持过的陶龛学校一样，师生们都要把学校当作自己的家。”
20世纪20年代初，罗輈重留美归国，重主陶龛学校，一开始便破天荒地实行“师生住校”制度，让师生们都把学校当作自己的家。
有位名叫曾秋声的陶龛校友，他1910年出生在沙石的一个富豪之家，从小父亲就是聘请塾师在家教他“四书五经”，不让他上“新学堂”。“1927年，农民协会蓬勃发展，这一新生事物”把他“父亲的旧脑筋冲洗得一干二净”，于是把他送到离家很远的陶龛学校的乙组补习班学习。
来到陶龛学校，他父亲开门见山地对罗輈重先生提出两个困难问题：“一是我儿语文可以赶得上班，但其他科目，尤其是数学，更是一窍不通；二是我儿今年虽然17岁了，但从小骄生惯养，未出大门一步，一旦远离家七十多华里，恐怕安心不下，有碍学习。”
罗輈重听完后，“一跃有起，笑容可掬地紧据着”他“父亲的手说：‘请放心吧！我办学的方法，是学校与家庭相结合，每个小孩到学校里就如在家里一样，不管起居饮食和学习哪个方面，都不会让他感觉丝毫困难。我一定要负责办好的。’”
60多年后，80多岁的曾秋声写了篇《难忘的母爱》，记忆犹新地记述了20世纪20年代末陶龛学校的“学校家庭化”教育。
1932年1月，湖南省一位姓方的督学，在视察陶龛学校的报告中说：陶龛学校“教员均住校，且兼管训之责，自学时由各教员轮流出席监视，寝时以各级任监护，以故师生大有父兄子弟之概。”
1941年1月，湖南省教育厅一位姓雷的督学在视导陶龛学校的报告中也说：陶龛“学校对待学生均带家庭意味，以故年龄较小学生亦能住校，并不感觉离家之苦” 。
1943年5月，一位远在衡阳的李庆元先生投书《陶龛旬报》，说：“陶龛，它虽然不是我的母校，我也不是它的校友”，但“我知它形成了全体师生的家庭”，“近十年来，对它非常钦仰”！
一位20世纪40年代在陶龛学校求过6年学的江西校友朱纯江在《忆母校二、三事》一文中说：“母校陶龛”，“师生绝大部分都住校。师生们愉快地教学生活在一起，宛如一个大家庭”。
20世纪40年代，有位名叫彭介夫的陶龛学生临毕业时画了一幅陶龛校舍的画，前面有两株松柏树，上面飘着白云，标题取为“白云亲舍图”，并撰文说：“唐朝时候，有一个忠心正直的宰相，叫狄仁杰。因触怒武则天” 被流放时，曾指着“天际白云”对随从们说那就是他“母亲住的地方”。随从们听了，引起“思亲之感”，“个个流起泪来”。这便成了千古流传的“白云亲舍”的佳话。“现在，我们快要离开母校了。母校实在是值得我们留恋的、怀念的。所以，我们便把‘白云亲舍’四字，冠在我们的校舍图上面。我们出校之后，虽眼睛不能看见母校，但望见天末白云，也好说：我们的亲舍—陶校，是在那白云底下哩”！
陶龛学校能成为公认的“全体师生的家庭”，是因为学校主持人罗輈重创立了一项重要的教育教学制度，那就是“学校家庭化”。
罗輈重认为：“教育之范围应包括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及家庭教育”（1943年5月8日《陶龛旬报》“教育哲言”），“范围太泛”，而“惟有学校，聚各阶层、各族姓于一堂”，带有社会的性质，“倘能确实善为领导，毕业后加入社群应能知道‘人情’，‘应付裕如’” （1947年1月18日《陶龛旬报》“五育价值重估”）。
如何“确实善为领导”？，那就是：做到“学校家庭化”，实施“素养教育”。
有了“学校家庭化”，就可把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学校教育不仅是课堂 “形式上之施教与受教”，且“包括平时言谈讨论，彼此知识交换，社会领导共事及种种模范作用” （1943年5月8日《陶龛旬报》“教育哲言”）的影响；教师的每一言，每一行，每一笑，“总带了一点知识或教训给在接受的小朋友”（1936年《沩风》月刊“我所知道的罗輈重”）。
关于“学校家庭化”，我们尚未找到罗輈重像“改周制为旬制之说明书”那样的祥细具体的说明资料。但找到了两份与“学校家庭化”有关的陶龛学校的“公告”。
一份是1942年2月，罗輈重起草的“陶龛学校告学生家长的公函”。
“公函”首先告知学生家长有关学校开学报到、上课时间等问题，接着“请求学生家长预先做到”五件事：
一、本校在百物昂贵及省津七折八扣九五折发给之经济情况之下，勉强撑持。“动针就要线”，希望学生入校时，将应缴各费，作一次交清，使本校经济较为活泼，免得多所亏折，实为两便。
二、学生在校，既加入了合作社，交了消耗费，依理并不须别的钱用，除非是买零食吃。而零食不合卫生，故本校常严切禁止（并学生自治会定有罚则），所以务请贵家长不必另给零用钱给学生。因一则容易遗失， 二则容易养成其浪费好吃之恶习。
三、校中人多，衣物容易混杂。每期中，常有不少的人失掉衣物，又有不少衣物遗留校中，无人认领。为了便于查察计，所有学生入校所带各种日用品，务请在家一一打好显明的记号。入校时，并须一一检查（非校用的珍贵物品，禁止带校），未打记号的，甚至要送回重打。各物最好备一有锁小箱盛着，如用篑子，则只需一只便足。
四、为注重公共卫生起见，学生所带被帐、枕头、席子、毯子，须在入校之先一日，用开水烫洗，入校时，经检查后，方能搬入寝室。否则扣留在“行李停顿室”待洗，麻烦得多。
五、学生初离家庭，入新的团体中，自然不免心慌，我们当用种种方法安慰，只须最短时期，即成习惯。但如常常回家，反而使之在校忐忑不安，无心向学。所以，以少请假为好。即每旬旬九旬休亦可不按回家。
公函最后说：“以上五事，实于学校、于学生，两有裨益”，希望家长们“如常关心子女的教育”。
另一份是1943年2月，罗輈重起草的陶龛学校的“公开信”，即“本校实施生活教育的方法公开答复儿童的父母们”。
该“公开信”刊于该年2月18日《陶龛旬报》，共有8条：
1、本校认为儿童应该让其自由生长，只须培植，不宜稍涉勉强，或不自然压抑禁制。故本校对初级儿童管教甚宽，对高级学生，才用督促之方法，但仍绝不用体罚。
2、学校之重要性，在养成儿童之群性，倘专为识字读书，则尽可买些教科书在家学，请家师教，又何必入校。须知人在儿童时期，必须有多方面之接触，使养成多方面之应付才干。今日是群的世界，局促于家小、环境中，大了决不能为社会之用。故儿童在校，一切行动都是学习。我们对于死读书死用功，不加注重。
3、我们想养成儿童之独立自动性，对在校一切起居饮食，使之随团体而自发自动，除去其依赖性—靠人家帮助才能生活—故虽有家庭付托特别照顾或专雇女工住校带管，但我们总是暗中加以防护，并令女工逐渐离开，这样已得到显著之效果。
4、“为父母服务”，是我们的天职。凡父母们所需要我们做的，我们当尽可能一一做到，如衣物之购置，私物之保管，书信之代答，假中之留校，都是可能的。
5关于医药设备：校内有校医，有病人疗养室；校外附近有药铺，离校十里远之谷水市有卫生所，与本校常取得联络，尚不感甚么困难。
6、一学期交谷四市石六斗，及预备费百元，可以说一切包括在内，零用钱必须存入学校银行。
7、本校对幼稚生（即一年级至三年级生）生活指导，有保育员负专责（女性）。设有幼稚生食堂，用矮桌，行分分食制（即每人一碗合菜，将厨房所预备的每桌三样菜临时分为七小份，一碗内有三样菜）；有幼稚宿舍，每舍内有女导师，或有工友，同房伴宿，半夜轮流稽查被盖，及喊起夜中欲小便的；衣服被褥，即由女工洗涤。但一切采团体行动，不能对某儿童独异。
8、本校对于儿童入学，只要已达学龄，无须经过甚么入学检验手续。因儿童不管智愚贤不肖，在儿童本身，则有入学之权利，故本校不力限制，惟学校校舍容量有限，如来校过迟，便无法收容了。
有了以上两个“公告”，再加上20世纪末尚在人世的陶龛校友的回忆，已足够我们了解罗輈重“学校家庭化”制度。我们初步研究总结，罗輈重“学校家庭化”制度的内容和特色最突出的表现在以下有五个方面。
一、师生们同住校同生活，学校“宛如一个大家庭”。
罗輈重主持的陶龛学校的教师是全部住校的，学生则是从幼稚园、初小、高小到中学班，绝大部分都是住校的，只有极少数家离学校很近的走读生。走读生也只是除了吃饭、睡觉和旬休在家，其他时间也大都是在学校度过的。
师生们同住校，共生活，其乐融融。陶龛校友们回忆说：“全体学生都往校，这也是一大特色，因为小学这样做是很少的”，“教师和学生都在一个食堂吃饭”，“学校内很少发生吵架斗殴的事件，大家都忙忙碌碌，欣欣向荣，一片朝气”（安徽校友戚鸿志）；学校主持人罗輈重的家“画竹园离校不到半里地”，但他一直“住在办公室，吃在学校食堂，寒暑假也是如此”（贵州校友罗光玖）；“寝室内有老师同住”，“有一位姓陈的老师，大学毕业，很年轻，他总是和我们学生生活在一起，他的床铺就在我们男生宿舍里”（涟源校友邓志强）；“陶龛学校是一所寄宿学校，除了少数附近的子弟以外，都得寄宿”，“为安全着想”，学生宿舍不“上下连床”；“食堂是师生共餐，只是老师桌上加一个菜，也不太特殊，一般是荷包鸡蛋之类”；“食堂都用园桌”，不用方桌，“吃饭的规矩”有“要把胸口贴近桌沿”，“园桌当然更利于这样做” （长沙校友曾楚樵） ；“学校用餐，为卫生起见，用两双筷子，一双爬饭，一双夹菜，不可混用”（台湾校园刘震云）；“饭厅的鼓声，是每天最乐意听到的声音，三餐都由它的召唤。饭厅外的右墙上写着‘他不是不要学他不是’九个大字，日后做人做事，我总会当它作准绳行之，实受益不浅”（台湾校友刘国鼎）；“晨曦中的号声，开饭时的鼓声，似乎格外有一种启迪默记的作用，使你耳濡之后，永远不会变质”（台湾校友胡启智）……
湖南桃源《佘氏宗祠志》记载说：“南宋王朝中后期，今安徽省铜陵市佘氏族人中有一位叫佘起的，他治家有方，家道殷实，人丁兴旺，全家一千三百余口人，不仅人才济济，而且五代同堂，没有分家，上上下下，长幼有序，敬老抚幼，和睦一致，听梆声开餐吃飯，从未出现差错混乱，成为当地名门望族。郡守据此情如实上奏朝廷为佘起请命。南宋皇帝（不知是否是宋度宗——赵禥，无史籍查考。）得知后非常高兴，觉得一千三百余口为一家，实在了不起，于是圣谕：赐佘起的佘氏为‘铜陵堂’。佘起年高德劭，岁逾双甲，活了120岁。他阖门聚义，受到世人敬重，一直传颂至今，成为我佘氏及当地千古颂扬的佳话。”但1923年铜陵“九修”《五松佘氏族谱》记载“起公五世佘裔”总共才14人。其“一千三百余口为一家”，很可能是根据铜陵“五修”《五松佘氏族谱》所记载的“按‘一统志郡志’载：‘宋佘起居铜陵，一门义聚千三百口’”（1567年安徽铜陵进士佘敬中主修）而来。这“一门义聚千三百口”，其实并非“佘起一家五代同堂一千三百余口”，而是指的佘起公组识领导的“保家为国义军” “一千三百余口”。不过，能够把一支抗元义军治理为一个和谐的大家庭，那也是治军有方，治家有术之人。
几百年后，湖南湘中的罗輈重把陶龛学校治理成“全校师生的大家庭”，则更是“治校有方，治家有术”。他主持的陶龛学校，少时几百人，多时千几百人，男女老少，共处一堂，吹号起床就寝；打鼓用餐吃饭；敲钟上课下课；起床后“冷水洗脸”；就寝前“热水烫脚”；一天到晚，全“家”上下，活泼紧张，和谐快乐！
二、教师“传道”兼“管训”，“以‘为父母服务’为天职”。
罗輈重主持的陶龛学校的教员们既是教师，又是保姆。凡一般学校老师要负的“传道授业解惑”之责，陶龛学校的老师要负；凡一般家庭父母要负的“管训护理”之责，陶龛学校的老师同样要负；教员都是“保姆式”的，“除所担教务之外，仍轮流值日：如晨操指导，清洁指导，周报指导，商店指导，点名、请假，夜中督课等直接与学生有关之事”（1937年《湖南教育》“一个乡村小学的写真”）。
陶龛学校教师的学龄子女大都是免费在校求学。教员们都像父母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对待所有的的学生，凡父母在家该要做的，教师们尽可能都要一一做到。陶龛校友们回忆说： “师生情谊，宛如父母子女，在一个大家庭生活，老师对学生照顾非常周到”（台湾校友李如初）；教师们“发自内心的仁慈爱心”，“广披每位同学”，他们“日以继夜，宵衣肝食，为诸生劳心劳力，谁不为其爱心所感动”，学生“对陶龛学校不像其他学校一样，一离开校门便彼此不相关连”，而是“象一个感情深厚的知己，不但终生难忘，而且还会不时怀念它，关爱着它”（台湾校友肖大任）；老师们“日日夜夜地生活在孩子群中”，“对学生的爱护是无微不至”（长沙校友曾述尧）；他们“从体、德、智、美、群诸方面关心和培养学生，不论课内课外，都为学生精心考虑，合理安排。因此，学生学得主动积极，教育学生热爱劳动，大家心情舒畅”（涟源校友钟资兴）；教师“爱护学生如同骨肉，伟大的博爱精神，使我永远感恩不忘”（台湾校友罗灿云）；陶龛的教师，特别是輈师，“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是严父、是慈母、是长辈、是良师”；（益阳校友朱行恕）；“级任老师刘汉英”与“我们相处两年，其师生情谊，永志难忘”（台湾校友喻磊）；“在輈师的带领下，陶龛师生亲密无间。石璇吉先生管伙食，刘采叔先生管福利社，其和蔼可亲的态度，令人难忘。那时，我最喜欢游泳，要不是喻先生抢救，我差点成了鱼饵”（台湾校友黄炳炎）……
陶龛职教员都是“保姆式”的，这个“全校师生大家庭”的家长罗輈重，则被学生们誉为“伟大的保姆”（台湾校友肖大任）。“每晚熄灯就寝后”，罗輈重“一定要在适当时间手持电筒至各寝室巡视，亲手替学生盖好被子，拉坟帐。到了冬天，气候寒冷，生怕学生手足冻僵害病，当年没有瓦斯自来水，先生仍能克服诸多困难，命工友准备大量热水，除供学生洗澡之用外，还严格规定每晚必举行‘温腿浴’一次，要学生手脚烫热后，才能就寝睡觉”（台湾校友李如初）。
罗輈重平时寡言少语，在学生的眼里，开始一般都会感到他很“严肃，不易接近”（台湾校友李公韬），但只要实际一接触，就知他既是“严父”，又是“慈母”（益阳校友朱行恕）。娄底陶龛校友王冲，则称罗輈重为“慈父”。王冲在离校六十多年后所写的《陶龛忆旧》中说：
“1946年春，父亲慕名送我到陶龛学校求学，陶龛是寄宿制学校，校规很严。学校外面的店铺是不能随便去的，要经老师批准，领取入铺证，凭证入铺购物。我很顽皮，爱吃零食，口袋里有几个零花钱，心头就痒痒的，几次无证溜出校门买零食，挨老师批评仍不思悔改。
“记得正是麦黄李熟的季节，河边大树下，摊担上的李子红红绿绿，摊主不停的么喝，“麦李子，真好吃！”我抵挡不住诱惑，喉咙里伸出手来，便麻着胆子溜出去，购了李子藏在裤兜里。不料刚进校门，就被学生自治会巡逻的两个女生逮住。我好说歹说，还拿出李子请吃求饶。她们铁面无私，要带我去见老师。软的不行来硬的，女生我是不怕的，我扬起巴掌要打人了，吓得她们哭哭啼啼去找罗校长。我自知闯下大祸，诚惶诚恐，但李子还是往肚里吃，真甜！
“晚上，罗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我非常害怕挨骂挨揍。罗校长正伏案看书，我只得哆嗦地站着等待处罚。罗校长没有训我，但表情严肃，望而生畏。我感到恐惧，这样恶的校长，会如何发落？他问我姓甚名谁，为什么违背校训，要我坐下来好好反省，然后他又伏案办公去了。我在校长办公室从七点坐到八点，整整一小时，静坐思过，忐忑不安。时不时瞟罗校长一眼，只见他全神贯注办公，全不理我。我心想，你骂我一顿，揍我两下，还痛快些，干脆些。你不打不骂，要我陪坐，如坐针毡！我泪水簌簌地掉下来！罗校长倒噗哧一笑，温和地对我说‘以后要守校规，做个有血性的好学生’。他替我擦干眼泪，我对他鞠了一躬，拔腿就跑。他将我喝住，拉住我的手，送我到寝室去。他亲切近人，一扫刚才的严肃可畏，我感受到了慈父般的温暖！
“事后我再不敢擅自入铺，也不再贪吃零食，决心做个有血性的人。”
三、学生以校为家，“师生大有父兄子弟之概”。
陶龛学校的学生，有本地学生和外地学生（也称“借读生”）；有交费的学生，也有免费的学生，还有工读生；有三四岁的幼稚班学生和六七岁的初小学生，也有十来岁的高小学生和十几岁的中学生，还有几十岁的文盲学生。
陶龛学校所在地白鹭湾的学龄儿童，除极少数家长在外地等原因不在陶龛求学之外，其余“不管智愚贤不肖”，“只要已达学龄，无须经过甚么入学检验手续”，都在陶龛求学。白鹭湾以外的学龄儿童也有不少到陶龛求学。特别是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后，都市人口大量向乡村疏散，各地学校求学人数普遍锐减，而陶龛学校则逐年递增。1938年，陶龛在校学生540人，为1933年的2倍多。1942年陶龛学校学生多达1000余人，学生来源已遍及东南各省。该年《陶龛旬报》曾列出外省到该校求学学生36人姓名，他们分别来自广东、福建、云南、四川等七个省份。
陶龛的“借读生”一般均由“借读部”统一筹划，分别情况，将其插入本校有关各年级各班次，学习、劳动、生活和收费等均与本校生一视同仁。陶龛“借读生”多为小学生，也有中学生和幼儿。据《陶龛旬报》记载，1937年下学期，陶龛学校有借读生29人，其中小学生20人，幼儿2人，中学生7人。7名中学生均曾毕业于陶龛小学部。
陶龛学校的免费生常年有三种，一是赤贫学生，二是导师子女，三是模范学生（贫困）。抗日战争时期又增加一种：难童。免费生主要是免除学杂费，只有难童连伙食费也免除。据记载，1936年下学期和1937年下学期，陶龛有免费生13人，均为陶龛周围其他小学保送来的赤贫而成绩优异之学生。20世纪40年代初就读陶龛的陈仲志校友回忆说：“我出生于贫困家庭，住在陶龛学校附近。我3岁失去父亲，母亲千辛万苦，把我抚养成人。幼年，我常跟母亲外出干活，天天路过涟水河畔，遥望陶龛学校墙壁上‘梅山苍苍，涟水泱泱，山明水秀，求学好地方’十七个大字，心里有说不出的渴望之情。母亲见我有志求学，便与辀重先生商量。辀重先生对贫困儿童特别关心，让我免费人学。为解决家庭生活和学习费用，学校基建时，还让我家送砖烧石灰。”
陶龛学校的工读生始自20世纪20年代初，多为赤贫学生。他们的学杂费免除后，仍因缺乏伙食费等而难以坚持学习，于是学校就给予优待，让他们边学习、边做工。抗日战争时期创办的战时临时实验中学班，即典型的自食其力之班级。1936年下学期，陶龛13名免费生，同时又是工读生。他们在学习之余，分别被优待在“茶水处”、“灯油室”、“洗澡处”、“印刷室”、“爱迪生院”、 “缝纫室”、“病人疗养室”、“图书室”、“理发室”、“合作社”做工。
陶龛的学生，无论是自费生、免费生，还是借读生、工读生，他们都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家，视老师如父母，待同学如兄弟姐妹，“师生大有父兄子弟之概”。20世纪末，年已八、九十岁陶龛校友对小时候或年轻时在陶龛的求学生活还记忆犹新，他们回忆说 ：“同学友谊非常融洽”（台湾校友喻磊），“男让女，大让小，讲卫生，守秩序，友爱互相，活泼大方，都具体的显现在每个人的言行上”（台湾校友胡启智）；“班上同学之间，互相体贴，相互谅解，团结的气氛很浓”（长沙校友徐检常）；“许多可敬可爱的老师和同学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们都把几十年前在陶龛求学的生活当成“一生中最美好，尽善尽美的生活”，“最理想、最美满的生活”（青海校友肖泌洋）。
四、学校扬各家庭教育之精华，去各家庭教育之糟粕。
陶龛学校学生来自几百个，有时甚至千几百个家庭。这些家庭有贫穷的，也有富裕的；有劳力的，也有劳心的。各个家庭对子女的教育也是各不相同的。罗辀重把来自几百个、千几百个不同家庭的人组成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的教育则是扬几百个千几百个家庭教育之精华，去几百个千几百个家庭教育之糟粕。这个“大家庭”，没有了酗酒嗜赌的“父母”老师，废弃了竹板木棍的教训工具；有的只是导师的“以身作则”，“循循善诱”，学生的服“理”尊师，天天向上。
到陶龛学校参观过的人，都有一种感触，就是陶龛这个“大家庭”的学生很难让人看出他们是来自许多不同的家庭。“各学生之家庭，虽景况有贫富之分，然而在校中，绝对看不出这些分别来”。开始也曾经有些富裕家庭的儿童带佣人到校，但不久都会自动地撤回。学校“对学生的衣服鞋帽，虽不求整齐一律，然而对含有炫耀成分的特异服装，却严行取缔。学生对校中雇用工人及厨工，都能有相当的礼貌。偶有残疾乞食之人来校，不但无憎恶态度、欺凌行为，且能表出一种哀怜的同情心来”。“对于有妨碍其团体生活的，大家都能自动地加以制裁”。至于同学间关爱互助、“男让女”、“大让小”，已成为“校风”（1937年《湖南教育》“一个乡村小学之写真”）。对幼稚班的孩子，做哥哥姐姐的高年级学生，也都会学导师们的样，都是蹲甚至跪在地上，目光与孩子的眼睛平齐，说话细声细气，用各种娃娃音、各种逗乐的办法与他们一起玩乐。
据说，1943年，陶龛学校有个肄业班的学生，名叫李维善。他得了个不治之症，家长要他退学回家疗养，他坚持要留在自己的“乐园”陶龛。校医对他关怀备致，导师对他休贴入微。同学们非但没有因他有病而疏远，而是更加亲近他，还鼓励他参学校体育运动，帮助他取得较好的成绩，使他获得成就感、荣誊感。他就是这样在学校度过了他人生最后几个月的快乐时光。《陶龛四十年（1906-1946）》记载：“1943年9月7日，肄业班学生李维善在家病故，死时念念不忘学校。其父暑安先生特捐本校教育基金五百元为其子留念。”
在陶龛这个“大家庭”里，教师如“父兄”，对“子弟”（学生）要求很严格，但没有体罚。“父兄”（导师）对“子弟”（学生）的“训育”，一般都是“施以个别训话，将‘所以当为’或‘所以不当为’之故，反复譬喻，务使被训话者有反省余地，能够彻底的觉悟。如万不得已而必须处罚的的，亦由其自己认定罚则”（《一个乡村小学的写真》）。陶龛校友回忆说 ：“母校”“校规严格”，“不见老师有体罚情事”（台湾校友蒋光伟）；“没得‘你是猪’、‘你是大笨蛋’和‘教不变’等粗话”（涟源校友罗方林）；学生犯错，“必须让学生自己找到犯错误之根源，做出深刻检讨，并要自己承认违犯校规哪一条，心愿受罚为止，从此养成一生中永远牢记的良好教育，不再犯错”（台湾校友李叙伦）。
在陶龛这个“大家庭”里，在“血性”校训的原则下，导师们总是创造条件充分发现发挥学生各自的潜能，尊重鼓励学生各具个性，绝不用“成绩好不好”、“听话不听话”的一统模式来对待、衡量学生。学生“好不好”，不在“成绩好不好”，也不在“听话不听话”；而在“努力不努力”和“讲理不讲理”。学校对老师们的工作要求也是如此。因而，陶龛学校的师生都各具个性，但均“血性”校训之“理”，决不无“理”而为。严守“秩序”是这个“大家庭”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色。
罗辀重主持的陶龛学校有一个自创的专用谜语：“水陆并行”（辀重）；还有一个自创的专用成语：“接拍”。“接拍”这一成语，是从打网球、打乒乓球来的。当要打球的人多了时，只好依秩序来打。甲打输了下去，乙就来接甲的拍子打，乙打了之后，丙又接拍，这样依次轮下去，免得好多争执纷扰。这就是“接拍”的语源。后来，凡属依次轮做的事，哪怕是没有拍子可接，也喊．“接拍”，如课堂领课本，图书馆借书，食堂里添饭，合作社买货，甚至于小便处解手，都依到的先后，排成一长蛇阵，如有人想争先，从中间插人，则大家不约而同地大喊： “接拍!”就自然无人敢坏这规矩了，其效率可说等于英国议会中的喊“秩序”(英国议会中遇到发言人多，声音嘈杂时，议长喊一声‘秩序”，就寂宁清静了)。
五、学校并不等同家庭，家长们仍须“如常关心子女的教育”。
陶龛学校与学生家长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据《陶龛年鉴》记载：1933年5月，陶龛学校举行的母姊会、父兄会，湖南省教育厅还特派刘卧南前往参加。
罗辀重认为：学校家庭化，但不等于学校完全取代家庭、等同家庭，学生衣食住行等各方面所需，学校做不到的，父母们还得“如常关心”；父母子女的血脉亲情，天伦之乐，学校导师们也是很难取代得了的，所以旬休日，特别是寒暑假学生与家长的团聚，除了“把在校所学的，到社会上去用用看”看之外，也是为了享受“天伦之乐”的生活。
儿童喜欢去的学校才是好学校，儿童喜欢回的家庭才是好家庭。陶龛学校曾经有的学生害怕家长打骂，也有的学生害怕父母吵架，他们旬休日不肯回家，甚至寒暑假也要求留校。学校做工作让他们回家，不少家长也改变了自己的不良习气和不当的家教方式。有的学生家长对学校很放心，旬休日一般都让孩子不回家，有些甚至好几年寒暑假都没让孩子回家。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家长的责任，除了与学校联系紧密外，还坚持与孩子书信联系，对孩子加以关怀、教育。
陶龛学校的学生家长大都能很好地配合学校，有些家长甚至对罗辀重的素养教育思想心领神会。1940年2月18日《陶龛旬报》公开发表了一位名杨百魁的家长给他儿子杨贤鸿的一封回信。信中说：“你的来信收到了，使我读了不禁十分欢喜”；“我已整整四年没有看到你了。不过，我知道你在学校一切都很好，所以没有十分过问你。其实，我是很注意爱你的。我的衷心，是希望你在教师们良好的指导底下，接受到很完全的教育”；“你很早就离开了你的妈妈和你的爹爹，一心向学，，到现在居然已是四年一期学生，使我不能不引为十分快慰！你说本期中，班规特别严厉，教师们更给了你不少的知识。我相信你所说‘日有进步’的话，一定很实在。这样，你应当向各位老师诚心感谢他们的训教”；“我现在要告诉你的：你对于各种学科，要特别注重算术练习；对劳作，也是要同样。另外对各种集会活动，以及运动游戏、清洁卫生等等，你都一定要用极大兴趣去发挥，以养成你种种才能，和活泼强健的身体”……
当然，也有的学生，如孤儿，没有了亲人；也有的学生因与亲人相距太远，难得相聚。那么，学校导师虽然没有“生育”他们，但均视为“己出”，悉心培养，耐心教育，让他们真心感受到老师、同学就是他们的亲人。
1939年到1943年，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把他的两个孩子谭中和谭正留在国内陶龛学校。2008年5月18日，譚中教授在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贵宾室接受采访时，谈到在陶龛学校的那段历史。他说，陶龛学校那段历史“补偿了”他“失去天伦之乐的苦楚”，使他“逐渐健康成长，没有潦倒、没有堕落、没有偏离正常发展”。
这种“学校家庭化”中的家长“仍须如常关心子女的教育”（《罗辀重文集》p123），陶龛教师称之为“家庭学校化”。
1938年7月8日《陶龛旬报》记载：“本校初小部，于七月六日下午二时，提前举行休业仪式。择其服务勤劳、学行优异的，分别给以奖品，或褒状。高级部有胡刚父先生前往参加、报告，并勉励儿童们：在散学后，须将在学校所练习的好习惯，带回家去，做到家庭学校化”。
罗辀重的学校家庭化和“家庭学校化”，充分发挥学校的力量，整合家庭、社会各方面的资源，以学生为核心，形成“处处皆教育之地，人人皆教育之人”的同心圆态势，在学生成长的每个地方、每个环节、每个细节，加以关注和呵护，引导和影响学生，培养造就了一批批“血性”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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