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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教育目的论(全节)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0-11-02  来源: 端阳史志馆   作者:佘国纲  浏览次数:1122
核心提示: 注:本文由佘国纲先生授权特色植物网发布
       注:本文由佘国纲先生授权特色植物网发布 
   
      世人做任何事都有一个目的。罗輈重所探索和实践的素养教育的目的,是“让人人拥有美好的人生”。由于本人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到目前为止,我连陶龛校友于1946年编纂的在江西出版的“罗輈重教育言论集之一”的《老青集》都尚未找到。“让人人拥有美好的人生”的教育目的论,目前还不能证实是罗輈重的原话,而是我根据目前所掌握的罗輈重的关于普通教育目的的言论和实践总结出来的。
    1947年12月,罗輈重在《陶龛旬报》发表“我们对教育的主张”中,关于“小学教育目的”的言论非常新鲜、别致,发人深省。他说:“小学教育的目的,是在给人生一最好的开始。”我想,人生有了“最好的开始”,接着便是“美好的继续”,最后是“美好的结束”,岂不是“美好的人生”。据此,我用“让人人拥有美好的人生”做为罗輈重素养教育的目的论。但愿他在九泉有知,能加以认可。
     罗輈重关于“小学教育的目的,是在给人生一最好的开始”的这一思想,有着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的影响。
     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教育家斯宾塞为适应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提出过“为完满生活”作准备的教育目的。20世纪初,美国教育家杜威又为适应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教育目的”就是“教育过程”的“本身”。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杜威的学生—中国平民教育家陶行知,为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解决普及中国民众的教育问题,则把老师的观点颠倒过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发起“生活教育运动”。他认为,“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是生活就是教育,过好的生活就是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就是坏的教育”……他反对“仪型他国”,反对洋化教育,反对沿袭陈法,反对传统教育。他的这种“生活教育”思想在反对传统旧教育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全面否定传统的学校教育,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除某些做法适用于普及识字教育和扫除文盲外,不少也是行不通的。
罗辀重也是杜威的学生,但他并不把老师的观点完全倒过来。他响应陶行知“生活教育运动”,但也不完全按陶行知所提倡的那一套去办。他提出“给人生一最好的开始”的小学目的论,自然也含有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某些因素,但又很不同于“生活教育”思想。
“给人生一最好的开始”,语言生动、形象,内容丰富具体,耐人寻味。作为理论命题,它新颖别致,独具一格,充分体现了罗辀重“求实”、“创新”的办学精神和作风。
怎样才算“给人生一最好的开始”?罗辀重的言论和行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要让所有的儿童都能入学。
    儿童,有天资好的,也有天资差的;有家境富裕的,也有家境贫穷的;但他们都是儿童。要“给人生一最好的开始”,首先就得让所有的儿童都入学,都能受到教育。
     1939年12月,罗辀重在《异哉所谓—“毕业生的出路”》一文中指出,上学,对儿童来说,是他们的“权力”;送孩子上学,对父母来说,是他们的“义务”。他在《本校实施生活教育的方法》中公开宣布:“只要已达学龄,无须经过什么入学检验,因儿童不管智愚贤不肖,在法规上均须上学。”当时,农村上学读书的儿童不多,女孩更少。针对这一情况,罗辀重在陶龛学校特别注重招收女生,对家庭贫困的女孩一律免费教读或少收学费,并带头让自己的女孩在陶龛就读。那时,其他学校女生比例不到10%,而陶龛学校超过20%。
     为了能让贫穷人家的孩子都能安心上学,罗辀重允许家长将鸡、鸭、鹅、蜂、羊、兔等交学生带学校饲养,待一学期终了,将生产品抵作学习用品。学生还可将柴、桐油、干菜、蚕豆、红白薯、南粉等农副产品,带交学校,折抵学膳费。在罗辀重主持校政的30年中,陶龛对赤贫学生一直实行免费就读。这一措施即使在时局动乱,学校经费十分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也丝毫未改。1937年,陶龛一次就招收工读免费生30名。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陶龛还对战区、沦陷区来的“难童”,特没“借渎部”,尽力接收;对抗日将士的子女给予特别的关心,不仅对他们完全免费,而且每逢节日都要给他们戴红花,开特别筵席,或到他们家中慰问。
      在罗辀重主持陶龛校政的年月里,不仅陶龛附近乡村的儿童几乎没有不入学就读的,就是远离陶龛百余里的人家,也纷纷送子女前来寄宿就读。学校生源,有时甚至遍及东南各省,在校学生人数最多时达1000人以上。据记载,1938年,陶龛在校学生540人,其中抗战军人子女68人,从战区来的“难童”30人。1942年,《陶龛旬报》曾刊登过东南七省36名学生姓名,其中包括当时在印度国际关系大学中国学院任院长的谭云山的孩子。他不把孩子带到印度去,而是放心地送到陶龛寄宿就读。
    另一方面是要让所有的儿童都同样受到“爱的教育”。
    罗辀重认为,社会不等于学校,学校与社会还是有区别的,1943年5月,他在《陶龛旬报》发表“教育哲言”说:“教育的范围应包括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及家庭教育”。在旧中国,有“过好的生活”的富孩子,也有过“坏的生活”的穷孩子,他们所受的家庭教育各不相同,但要“给人生一最好的开始”,就不论是富孩子,还是穷孩子,都应该让他们受到同样的学校教育。
罗辀重在《教育不是冰冷的东西》一文中说:“要使教育充分发挥效能”,学校领导和教师“应该有教育爱,应能同情儿童的困难,了解儿童的错误,以儿童的安全为自己的安全,以儿童的生命为自己的生命”。陶龛学校学生的家庭有贫穷、富裕之分,家长的职业有劳力、劳心之别,但他们在学校都同样受到“爱的教育”。
     在陶龛学校,从学生的身上或从学生和老师、工友的关系上,是无法看出谁是富人的孩子,谁是穷人的孩子。学校对学生的衣服鞋帽,不求整齐一律,然而对含有炫耀成分的奇装异服,则坚决取缔。学生对校中工友都相当有礼貌,如有人视之为家中“佣人”,或标榜自己的出身门第,那他便会成为众矢之的,被全校师生嗤之以鼻。同学之间,不论出身,不论贫富,“大让小”,“男让女”,这是“校风”。只要是陶龛的学生,不论在家是少爷小姐,还是放牛娃、砍柴郎,都一样读书写字,一样做工、打扫卫生;违犯了纪律,一样被批评,受处分。
要拥有美好的人生,就要努力做人,好好做人。1922年,罗辀重定“血性”为陶龛学校校训,要求全体师生努力做人,做“血性”之人。
     1947年12月,罗辀重在《我们对教育的主张》中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是“教人做‘人’” 。“教人做‘人’”,就是说教育的目的是在培养人。
     可以说,从中国到世界,从古代到现代,任何地方的教育、任何时候的教育,都是这个目的。11世纪的中国北宋哲学家张载说:“学所以为人。”18世纪的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说:“人是靠教育而成。”20世纪初,蔡元培则提出教育就是“养成健全的人格”。
     古代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生产力低下,人类为了生存,教育的目的,基本上是培养能养家糊口、发家致富的人。封建社会,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推行科举制教育,其目的,就是培养家国天下的人,也就是封建统治者的接班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历史进入近现代,随着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的发展,人类生存的条件大为改善,世界教育革命应运而生。近现代世界教育革命提出人人都要受教育、终生受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三大目标。人人都要受教育、终生受教育的目标,就是要打破过去学校教育为少数人服务的局面,使教育成为人生之必需;而“全面发展”的目标,并不是指一个人“能干活,会干活”,“世上的什么事情都会做”,或者能够凭“一技之长”聊以谋生、吃遍天下”,也不是指能为某个阶级、某个集团服务,成为他们的合格接班人,而是指人的需要与能力、劳动与生活、个人与社会都能够彼此谐调、不断发展,使人的生活越来越丰富、美好。
然而,直至今日,尽管有些国家已基本实现普及教育,也高喊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但实际上还是在培养能“做事、干活、挣钱”的人,或者是在培养能为某个阶级、集团服务的人,而不是培养“会做人”、“会生活”的人。所以,现在有些被培养成能“做事、干活、挣钱”的人,却不会生活,“高学历、高技能、高收入而低情绪、低追求、低人格”等畸形现象已非个别,越是社会福利高的地方,自杀率也越高;而那些没有被培养成能“做事、干活、挣钱”的人,却也要追求糜烂的生活,于是偷扒、抢骗、嫖赌、吸毒等现象泛滥;而一些被教育成为阶级、集团接班的人,往往难脱贪污、受贿和成为制造恐怖的白色“本拉登”或者红色“本拉登” 的厄运。这其实都是教育惹的祸。
     可幸的是,罗辀重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在自己主持的陶龛学校实施“血性教育”,把“教人做‘血性之人’”作为教育的目的。1941年7月,他在《湘乡民报》发表“教育之当头棒”,尖锐地批评当时的“新教育”是“无目的的教育”,“教出来的一般学生,大部分都不知道怎样做人,亦没有立志要做怎样的一个人,更不知道做人的道理”,并指出:“不使学生明白做人的道理”,“教育等于零”。 1947年12月,他又在《我们对教育的主张》中明确提出:“教人做‘人’,做现代化的‘集团生活’下的社会团员。”
    “现代化的集团生活下的社会团员”,就是在现代化的条件下,有着“健全人格”的人;“会做人”、“会生活”的人;“血性之人” ;“全面发展”的人。
“教人做‘人’”,必须从儿童开始。
      人生一开始,就要学习做“人”。罗辀重认为,教儿童做“人”,就要从小培养儿童的“良好的品性”,这才是“给人生一最好的开始”。为此,他从中国传统美德“信义”出发,创造性地提出 “血性”教育,并于1922年将“血性”定为陶龛校训。凡在陶龛读过书的儿童,哪怕只是一年半载,“血性”校训对他们都是终生难忘,尤其是对“血性”所讲的“诚实”,印象特别深,都知是“陶龛学生必须遵守的做人的道理”。
罗辀重教儿童做“人”,特别重视被人忽视的做人常识的教育。在他主持的陶龛学校,学生在家有“在家十二要”;学生坐凳有“坐凳教育”。
     1932年2月12日的《湘乡民报》报道:陶龛学校为调查各学生寒假中在家性质及行为,特制“学生在家十二要”,并附调查报告信,分发各生家长。请家长检查各生在家“性行”,如有其中某条尚未遵守照行,即于信内详细填明,寄与学校当局,以使入校时分别加以训导。这“学生在家十二要”都是儿童学习做人的常识,如:对长辈“要有礼貌” ;对客人和工友“要谦和” ;做事说话“要诚实” ;早晨“要莫睡晏觉” ;“要勤快” ;“要经得起寒冷”等。
1947年11月8日,陶龛学校61班同学朱令在《陶龛旬报》发表一篇《坐凳要受坐凳的教育》的短文,记述了罗辀重“坐凳教育” 的四大要点:
    一、在未坐之先,要把凳摆好,如果凳不端正,就会妨碍同凳坐的人,及两边同桌的人的出进。
    二、一条凳要坐两个人,所以一人只能坐在一半的地方,不要多占别人的地位。
    三、坐下来,脚要落地,不要踏在凳的牵方上,因为牵方是不牢的。 .
    四、坐时要把腰子挺直,不要弯着身子吃饭。
    湖南涟源的陶龛校友罗方林,如今已80多岁,他对我说:“辀师教人做人是从小时候抓起。他教人从小就不会做坏事,只做好事;没人看见的时候也能做好事,不做坏事。我这一生,父母对我的影响不大,辀师对我的影响大。”他还说,他这辈见过的学校不少,不但过去没有一所好学校比得上陶龛,就是现在,凡是他看到过的或者听别人赞扬过的好学校,“处处都比不上陶龛”!
   “教人做‘人’”,必须终生以贯之。
    1939年12月,罗辀重在《陶龛旬报》发表《异哉所谓—“毕业生的出路”》一文,指出:“教育之于人生与吃穿之于人生,一样的重要,不可须臾或离的”,“我们需要吃饭,同时我们需要教育。教育就是最后的目的,受完教育,就是完成了人生的需要”。他在《我们对教育的主张》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教育应包括一个人整个的‘全生命’,没有什么毕业。”因为,人的素养,在学校--特别是在中小学,主要靠学校教育获得。走上社会后,人的素养,虽然主要靠自我教育获得,但学校仍然有责任、有义务,为其自我教育提供必要的条件和帮助。
罗辀重终身从事的是小学教育,但凡从他所主持的学校出去的学生,都会终身受到“做人”的教育。学校建有校友会,每年都有“校友节”;每个校友无论身在偏僻乡村,还是身处异国闹市,都会定期得到母校校刊《陶龛旬报》;不少师生之间、校友之间书信往来不断,探讨世间真理,交流做人经验;《陶龛旬报》经常刊载师生、校友之间的书信。
    现已年近90岁的江西陶龛校友谢和(荷)德给我来信说:“上个世纪40年代,我已不在陶龛上学,但我与陶龛的联系始终没有中断,辀重先生仍然像我在校一样对我谆谆教导。我曾将自己观察到的一些问题,诸如‘晚上,老鼠一寸光,猫一尺光,老虎一丈光,为什么?’、‘泥鳅为什么喜欢吊水(迎水而上)?’、‘青蛙见人即射尿跳走,它射尿,是因为受惊吓,还是自卫’等等,写信请教辀重先生。辀重先生总是有问必答,后来还为我在《陶龛旬报》开辟了一个专栏,题目是‘为应谢荷德先生的要求,本报特辟《常识问答栏》’。”
     陶龛学生出校后,特别是走上社会后,都牢记“血性做人”宗旨。他们善于向别人学习做人,进行自我修养,并将自己的心得体会寄回母校,与大家共同分享。
抗日战争时间,陶龛不少学生参军抗日到过广西,他们给母校写信很少谈桂林的山水、阳朔的风光、邕江的壮美,而是介绍广西人如何的真、善、美。
    1938年4月初,考入柳州南宁军校的陶龛校友萧大任给母校写信,详细介绍广西“教育之普及”、“ 风气之俭朴” 、“妇女之强悍”,特别赞赏广西“全省妇女,大多有相当职业,治事能力殆全,与男子相等,或且过之。学校女生及机关职员,服装与男子同,头戴军帽,纠纠有勇士气。各乡村落,妇女常背着婴孩,肩负百余斤重担,跣足抖履,往来阡陌间,或进城买卖,或修筑铁路,盖比比皆是。此种勤俭之风,非若他省妇女之沉装艳抹,贻花粉之讥者所可同日语也”。陶龛学校在4月8日的校报《陶龛旬报》上将其摘要发表,编者特别总括一句:“广西人民之尚劳俭朴,委非他省可比”。
    1939年12月初,陶龛校友-驻桂林第六军的彭士观写信给母校,详细报告“敌入邕后的广西情况”。陶龛学校将其摘要发表在12月18日的《陶龛旬报》上。在摘要叙述广西抗战概况中,特别指出:“广西有十万大山,地势险恶,更有比任何省份要强悍的民众。他们都愿意当兵的,如小学教师、公务员,都自动请缨入伍杀敌,规避兵役是没有的听见说过的。所以,民众组织训练非常周到,并负有盛名。就是妇女们,也都走出了闺房,走出了厨房,组织了游击队,负责保卫家乡了。并且能够克服她们的种种困难,努力学习技能,曾经举行过“旅次行军”得到各界鼓励不少。当南路紧急时,闻已开赴前方,便负责慰劳及救护伤兵去了。这种娘子军爱国的热情,是值得妇女们仿效和称赞的。”
    “教人做‘人’”,不只是教人懂得做人的道理,更重要的是要教人有勇气去实践怎样做人。
1943年5月18日,罗辀重在《陶龛旬报》发表《智育及其他》一文。他在文章的开头就鲜明地指出:“人家都说只要晓得仁义道德的一些信条,就算是好人吧!但是实际上,光只知道道德是不够的,还要有道德的修养。这种修养,要从教育得来,故名“德育”。德育不只是教人怎样做人,而要教人怎样有勇气去实践怎样做人。为什么有些人明知汉奸做不得,而竟做了呢,就是缺少素养(平日的修养)呀。”
教人“有勇气去实践怎样做人”, 罗辀重特别强调要“不受眼前安富尊荣的诱惑”,要“耐劳吃苦”。
    1942年10月,罗辀重在《双十节谈袁世凯》一文中说:“一个人的成功和失败,并不是他的学问才能有无,而要看他受不受眼前安富尊荣的诱惑,能不能耐劳吃苦。”他举例说:“某君在校时,如遇作文题是试述我的志愿一类的题目时,他总是说要为国家社会尽力服务。等到他出校时,有两个地方要他去做事:一个是社会服务处要他去当接待民众的接待员,事情很辛苦,待遇不见得怎样好;一个是某大公司要他去当职员,在高楼大厦中,生活自然十分舒适。无疑地某君自然舍弃服务的机会,而就公司的事。等到在公司中做事数月,才知此公司专营黑幕生意:如偷运鸦片啦,把土产品大批运给敌人啦……某君这才大大地后悔,赶快辞退出来,想再去干社会服务业处的事,但因舒服已成习惯,再也干不了辛勤的事了。”
     教人“有勇气去实践怎样做人”, 罗辀重非常重视“受教育者行为的改变”。他在陶龛学校建有“教育墙”,经常公布自己的教育心得,与师生共勉。其中有一条说:“教育的目的,原在促进受教育者行为的改变。一定要能改变整个的人—使个人有常态的情绪,适当的态度,良好的习惯,正确的思想,以帮助人与人之间的适应,促成与社会之间的调协。”
     对“受教育者行为的改变”, 罗辀重特别告诫要正确对待“人生必不可少的乐”。
    1939年11月,罗辀重在《陶龛旬报》发表《乐》的一文,指出:快乐是人生六大必需之一,“一个人如果有正当的游戏和娱乐,对于生活的兴趣一定浓厚,心境一定没有忧郁或厌倦,精神一定发扬活泼,做事一定能勇往直前。一个民族如果相习成风地嗜好正当娱乐,它的生气一定是蓬蓬勃勃的,一切变态的不健康的恶习,一定不能传染到它身上”。
不过,罗辀重告诫人们:决不可沾染不正当的游戏和娱乐,不能追求“不正当的乐”。他说:“所谓不正当的乐,我想就是:1,含有赌赙性质的游戏,目的不是在乐,而是在谋财,打人家的主意;2,醉生梦死的生活,目的不是乐,而是麻醉神经,断丧身体,是一种消极的自杀。”
即使是“正当的游戏和娱乐”, 罗辀重也告诫大家要注意三大原则:
    一是“游戏时游戏,就是说游戏时要尽量地游戏,游戏一个痛快;但不是游戏时,就要抖擞精神去做工—工作时工作”;
    二是“独乐不如众乐:不要只图个人的快乐,而要谋集团的快乐。比如单单一个人持一个篮球,有什么好玩”;
    三是“要使大家乐:不要因谋自己的快乐,而使别人苦恼,使别人哭泣。现社会中有些人的快乐,是建筑在大众的痛苦上面的,这就是顶不对的了,须记住‘助人为快乐之本’。”
无须讳言,罗輈重素养教育目的论是不讲阶级性的,他认为到了现代,教育不能是为“少数人”,也不是为“多数人”,而是要为“所有人”,为“人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罗輈重主持的陶龛学校,学生不分男女、贫富和智贤愚不肖,教师也不分男女、党派和阶级。那时,在陶龛学校,国民党是公开的,共产党是地下的,但在罗輈重的心里都清清楚楚,只要他们忠于教育职责就行。
     正如2002年,有位年近百岁20世纪30年代曾在陶龛任过教的中共地下党员李品珍先生所说:“輈重先生对教员的工作很少干涉。教师采用什么教材,均有自由”,“我于1936年春入陶龛学校,担任毕业班的语文课并作班主任”,“头半年用的是书局的课本,第二期,我便叫学生每人订了《中国儿童时报》,作为语文教材,知识面比较广。另用鲁迅编译的苏联班台莱耶夫的童话作品《表》及我自编的《高小国语补充教材》,作为辅助读物。如逢学校布置义务劳动,我便用苏联描写建设的小说,先组织学生阅读、讨论,鼓舞学生的劳动热情。我带的班级,结果总是劳动成绩第一。我将《时报》上的文章一篇教给学生,只是客观介绍,不加评论,结果学生能得出正确的结论”;“1936年冬天,我教的28班有两三个学生站起来说‘将来要做共产党’”,“这是輈重先生少干涉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政治上反动的人,輈重先生也不管”。
这位李品珍先生,当时对罗輈重先生非常佩服,但却对其不讲阶级性很是遗憾。1937年,这位中共地下党员在《楚风》半月刊公开发表《罗輈重论》,肯定地说罗輈重“伟大”,但对罗輈重提倡血性,不讲阶级性,很不认同,他说:“罗先生的功绩是在教育方法的实验,而不在其倡血性主义一点上,在这一点上,不单是非功臣,实乃罪人;血性主义的毒菌把他自己努力的成果毒杀 了。”
    其实,在我看来,罗先生的功绩并不只在教育方法的实验,更重要的是在倡导血性主义。血性主义不讲阶级性,但讲正义性。正因为罗輈重具有血性主义,才使他的素养教育的实践能坚持数十年,并取得辉煌的成功。也许“他自己努力的成果”,因其“血性主义” 会一度被“毒杀”,但血性主义的光辉只是暂时地被掩盖,总有一天会重现光芒。
罗輈重追求的“人人拥有的美好人生”,就是人人都能发现和发挥自己的潜能,人人都有工作有尊严、有吃有穿、有说有笑,和谐共处,快乐一生。
    过去,伟人教导我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今天,我们应该是:“与天和,其乐无穷!与地和,其乐无穷!与人和,其乐无穷!”或者,我们应该把伟人讲的“斗”理解为“奋斗”,而不理解为“争斗”,从而实现:“与天和而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和而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和而奋斗,其乐无穷!”
这种快乐的美好人生,必须靠人平素的修养,这种修养必须靠教育得来。素养教育的目的就在于此。受教育者无论贫富、无论智贤愚不肖,都要通过终生的教育(终生的素养)去获得“美好人生”。
    由于这样的目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不会去“为文凭”争过独木桥,也不会去“为分数”“争会考之优胜”,更不会去为“文理分科”而争吵不休。学人文也好,学理工也好,都是为了“美好人生”。美好人生的素养,必须是“群、德、体、智、美”五育并重,没有学理工的不懂人文,也没有学人文不通理工;不是学人文的就为当公务员,也不是学理工的就为当科学家;谁也不做“人上人”,谁也不当“人下人”,大家“和谐共处”,拥有各自的美好人生。
古人的理想世界叫“大同”,近现代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理想世界叫“共产主义”,当今世界人们的理想世界叫“和谐”。 大同世界与和谐世界的到来、共产主义的实现,缺少不了素养教育,缺少不了“血性” 素养之人。只有罗辀重的素养教育,才能培养出“血性”的学子,才能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世界大同,才会有和谐世界。
    《 大同谟》的作者“很推崇罗辀重主持陶龛学校时的教学理念”。他在谈到大同世界的教育制度时说:罗辀重主张“解放儿童,尊重儿童,信任儿童,服务儿童”,实行“学生自治”,“师生们一天到晚‘像很忙而实闲,又像很闲而实忙’,从来没有过负担沉重的感觉。学校采用愉快教学,教学愉快的‘无分数教学’,对学生的考试、考核形式,有开卷,闭卷和实践操作等。考试、考核绩不打分,教师阅卷,评议,只肯定正确,指出错误,指明努力方向”, “是天下最好的”“教学理念”。 这种“教学理念”,“在大同之世不但要发扬”,“得以真正的实行”,“而且还要将这种理念改进得更善更美更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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