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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征镒:原本山川,极命草木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1-09-30  浏览次数: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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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这句话被众多植物学研究者奉若圭臬,意思是“陈说山川之原本,尽名草木之所出”。吴征镒院士曾亲笔书写了这八个字,刻在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球场边的一块石头上,号召大家要遵循这种精神。而这位潜心植物学研究70年,提出一系列创新观点,形成较为完整的学术思想,耄耋之年仍为编纂《中华大典·生物学典》这一恢弘巨著不懈耕耘的老人,为这八个字做了最好的注解。

                  家中芜园 启蒙老师

                  在2006年4月出版的《吴征镒文集》里的《九十自述》中,吴征镒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在家塾时,已因‘强记’,‘于书无所不读’,从父亲的小书房中得见清代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1848年的新版,1919年商务版)和牧野富大郎以前的《日本植物图鉴》,‘看图识字’地在家中对面的‘芜园’中认识了几十种树木花草,初步奠定了日后专攻植物学的思想基础和志趣。”扬州芜园是吴道台府第的私家花园,占地15亩,芜园中种满了李树、石榴、桃树、竹、松、柏、桑、榆等各种植物。另外园内有一长方形池塘,池内植有青莲。池塘边上种有玉兰、绣球、紫薇、丁香、牡荆、凌宵等木本花卉。色彩纷呈、形态各异的树木花朵吸引着年幼的吴征镒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
                  读中学的吴征镒学会了采集制作标本和解剖花果的植物学入门技术。高一时,教生物的老师看到了吴征镒前二三年所采集的标本,大为赞赏,在班上为他开了一个展览会。这批标本约有一百多种,都由吴征镒参阅《植物名实图考》和《日本植物图鉴》写上中文名和学名,并由吴征镒当时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生物系的二哥吴征鉴请其同事焦启源先生正式鉴定过。这件事对吴征镒的心灵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他坚定了投考大学生物系的志向,而不去考当时非常热门的建筑、交通等专业。从扬州中学毕业后,年仅17岁的吴征镒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列全榜第十三名。

                  烽火联大 醉心考证

                  吴征镒在清华大学生物系学习时,师从吴韫珍教授,随着学业日益长进,他对植物的热爱日益深厚。1937年,刚刚走出清华校门的吴征镒便赶上了抗日的烽火,几经周折,他被恩师吴韫珍召到新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任助教,教授生物学。1938年,由于时局变动,当时在长沙驻扎的临时联合大学决定尽快把学校迁往昆明。闻一多等教授带领学生共320余人组成“步行团”从长沙前往昆明,吴征镒便是步行团11名教师中的一位。
                  在艰难的步行跋涉期间,吴征镒和同事依然不忘科考工作。当时正值冬末春初,正是湘西和贵州“天无三日晴”的时候。因为每天都要赶路,不方便带标本夹,吴征镒就背了一个方方的硬纸小盒,里面可以装一些小标本。但是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到了昆明以后,这些标本都已经烂掉了。后来回忆起此事,吴征镒依然无限遗憾。不过这次路途让吴征镒对于我国西南地区的植被分布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与判断,并有一些重要发现。比如在湘西桃源的桃源洞他们采到一种大花、单叶的十字花科植物,到昆明以后,查出来是最早由法国神父在贵州发现的“堇叶芥”,是中国特有的植物。
                  1938年4月28日,西南联大步行团抵达昆明,尚未完全洗去疲惫,吴征镒就和其他联大师生一起,开始了战时的科考。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吴征镒写道:“6月初,我就和清华八级同学熊秉信同行,雇一头驴,驮着行军床和工作用具,绕昆明郊区各村镇做了一个多月的调查。他考察地质矿产,我采集植物标本,实行着科学救国。”为了考察更多的植物物种,吴征镒从昆明乘坐用木炭做燃料的“汽车”,经过3天颠簸,到大理下关,对鸡足山和苍山进行植物考察。1938年底吴征镒又赴滇西考察荒地,调查植被,采集标本,其结果曾于1946年投华西边疆学报刊出,这是吴征镒解放前的第一篇论文。1942年,因大理县编县志,吴征镒与助教刘德仪第二次赴大理。此次所采集和鉴定的标本大都保存在北京大学的标本室中,编号用的是“西南联大RN(登记号)”,现在昆明植物所也保存有一小部分。
                  从1942年~1945年,吴征镒和4位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匡可任、简焯坡、蔡德惠、钟补勤)在昆明郊区一座土庙里,费时3年,出版了一本自写、自画、自印的《滇南本草图谱》。其中的植物绘本一丝不苟,文字全部为手写抄录,记录着各种植物的产地、特征、品性,时有拉丁文穿插其间。该图谱对包括云南白药金铁锁在内的我国传统中草药进行了学名的考订。
                  在西南联大生物系任教期间,吴征镒还在茅草房里创建了一间用破木箱和洋油筒建成的植物标本室,这个简陋的标本室拥有两万多号标本。从1938年到1948年这10年间,吴征镒默默无闻地抄录、整理了秦仁昌先生等从国外带回的中国植物模式标本照片,并将文献以及这些植物的世界分布和用途记录在3万多张卡片上。拉丁学名、发表时间、文章名、发现者、标本号和模式标本照片……一张巴掌大的卡片上,吴征镒用自成一体的“蝇头小楷”工整地将各个植物的资料记录得详详细细,为后来《中国植物志》的编写提供了基础性的依据。
                  由于云南的立体地形、立体气候,热带、亚热带和高山寒带的植被类型应有尽有,迄今云南发现的高等植物有1.7万多种,约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丰富的植物种类和复杂多样的植被景观深深吸引着吴征镒,让这位年轻的植物学家在学识上有了长足进步的同时也向自己提出更高要求:弄清楚云南植物分类,从而弄清楚全国植物种类。加上参加步行团时从大西北沿长江西上华中和湘、黔、滇一路的感受,他更准备进一步弄清植物的时空发展规律问题。由此,吴征镒坚定了立足云南、放眼全国甚至世界植物的宏图大愿。

                  彩云之南 事业磅礴

                  1949年6月,吴征镒任北京市军管会高教处副处长。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在吴征镒的努力下,钱崇澍、童第周、俞德浚、侯学煜等一批优秀的科学家被请出山,新中国的植物学研究逐步走上正轨。12月份,吴征镒任中国科学院(机关)党支部首任书记。1950年,他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按照既定的轨迹,吴征镒本可以一路加官进爵,担任更重要的管理职务。然而,对植物学研究的迷恋让吴征镒决然地在1958年举家迁往云南,从此开始他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立志立题、殚精竭虑、上下求索”的生涯。
                  重返云南的50年,是吴征镒学术思想日趋成熟的50年。在这50年中,他明确了中国高等植物的种类数,摸清了中国植物区系的来龙去脉,促进了中国植物资源的利用和有效保护,为我国植物学作出了兼具基础性和开拓性的贡献。
                  2004年底,共计80卷126册的《中国植物志》历时45年终于编纂出版。对于这部恢弘巨著,吴征镒发挥了最为关键的作用:他从1959年起就参与组织领导,1987年起担任主编,他在1938年至1948年间积累的3万多张卡片为该书积累了最基础的材料;他本人呕心沥血完成了全套著作2/3卷册以上的编研任务。同时他主编的《中国植物志》英文版《Flora of China》目前已完成全书25卷的15卷。另外他还主编完成了《西藏植物志》和《云南植物志》,系统全面地回答了中国现有植物的种类和分布问题。在整个钻研过程中,吴征镒共为涵盖94科334属的1766种植物定名和参与定名,以他为代表的三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家改变了中国植物主要由国外学者命名的历史。
                  对于追索中国植物区系的来龙去脉,吴征镒作出了创造性贡献。1964年,他首次系统阐明了中国植物区系的性质和特征,提出了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等创新观点;通过对中国种子植物已知3300个属的分布格局研究,他创造性地将其划分为15大分布区类型和31个变型,并在进化的背景上,分析了每种分布区类型形成发展的过程,揭示了中国植物的分布规律。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对植物分布现象和规律最为全面和完整的分析。1996年他又提出了东亚植物区作为一个独立植物区的新观点,修改了世界陆地植物分区系统。
                  在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应用方面,吴征镒提出了植物有用成分与植物物种分布区及其形成历史相关联的观点,成功指导了我国诸多资源植物的寻找、开发利用及引种驯化等实践问题。1956年,他率先提出的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建议得到国家采纳;他为主要参加者之一的“橡胶在北纬18度~24度大面积种植技术”,解决了北回归线以北山地开辟橡胶宜林地的难题,满足了国家对于橡胶这种急需的战略物资的需求,在海南和西双版纳郊区推广均取得重大经济效益。1999年,吴征镒给朱镕基总理写信,提出关于建立“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重大建议,被列入国家大科学工程项目。目前该资源库已在昆明完成基建任务并投入试运行。

                 恪守家训 严谨治学

                  在《九十自述》中,吴征镒这样写道:“我信奉的人生格言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这是我母亲家的堂名‘五之堂’的由来,是‘大学’中的一句儒家的话。我认为做科学研究必须经历三个境界:一是立志立题,确立科研思路,二是殚精竭虑,百折不挠,三是上下求索,终有所得。我就是在个人的志趣和应用相结合中走到了今天。”
                  70年来,恪守“五之堂”的家训,吴征镒在植物研究的路上积累了深厚功底和广博知识,被称为中国植物的“活词典”。
                  1983年,吴征镒来到大英博物馆,英国人请他鉴定清朝时期驻华英国公使在中国采集的一些至今未能鉴定的标本。吴征镒认真观察后,用流利的英语说出了每一种植物的拉丁学名,它们的科、属、种、地理分布、曾经记录过的文献、资源开发的意义等等,令英国人赞叹不已。
                  有一次去前联邦德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坐在高速行驶的汽车上,吴征镒能一眼辨认出路旁树底下的植物,稍有区别,也能分辨出来。当地专家们惊叹道,这种奇迹般的观察力,若不是他在植物分类学上的坚实功底,简直是不可思议。
                  编《中国植物志》的时候,他脑子里记得文献的出处,经常在手稿里注些人名和年代,事后助手去查对文献时往往一丝不差。
                  博闻强记的背后,是吴征镒数十年的潜心积累。不管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还是新中国百废待兴的艰难时期,抑或是在动荡的“文革”时期,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植物学研究。
                  解放初期,吴征镒任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兼副所长,从事植物学研究的同时还兼着行政职务,有时开会会间休息10分钟,他还去标本室看标本。晚上电话比较多,他有时候就把电话搁一边,专心做研究。“文革”期间,吴征镒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力,被强迫去昆明郊区黑龙潭田间劳动。白天锄地时他记下看到的各种植物,晚上回到小屋后就赶紧悄悄写出来、归类。就这样完成了9万字的《昆明黑龙潭地区田间杂草名录》。
                  “文革”期间科研文著的出版几乎停止,但“赤脚医生”使用的中草药小册子不在禁止之列。被关在“牛棚”里的吴先生偶然得到一本后,就请同志们帮他收集这种中草药的小册子。那几年他一边摘抄小册子上的内容,一边凭着自己惊人的记忆力,把新中国的中药、草药五千多种,按低等向高等的演化次序编出了详细的目录。
                  1974年,吴征镒从“牛棚”解放出来,为获得第一手资料,他两年之内两次进藏,前后行程两万多公里。由于高原缺氧,吴征镒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坏,组织上就安排他到青岛疗养。一个月的疗养结束后,他背回的是两本厚厚的成果:《西藏植物名录》和《西藏地名录》。以后的3年时间里,他又完成了《西藏植物志》的主编工作。
                  西双版纳是云南植物种类最多的地方,也是吴征镒学术考察最频繁的地方。每逢雨季,热带雨林的红土地一片泥泞。由于吴征镒是平脚板,并且一心只注意观察脚下的植物而不注意看路,在红泥巴路上不知滑了多少跤,常常全身糊满红泥。因此,大家送了吴征镒“摔跤冠军”的雅号。
                  八十岁以后吴征镒的眼、耳渐不如前,但他在2000年后出版的4本著作都是亲自执笔。“一个人用70多年做同样一件事,谁能有这样的坚韧劲?吴老师就是这样的人!他就是为植物而生的。”吴院士的秘书杨云珊这样感叹道。

                  桑榆之晚 壮心不已

                  2008年1月8日,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里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证书后,吴征镒说:“我搞了一辈子植物科学的研究,今年92岁了,我感觉到学无止境,后来居上。”
                  2007年1月,由新闻出版总署牵头,成立了《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中华大典》的主编任继愈特别指名请吴征镒担任《中华大典·生物学典》的主编。开始吴征镒不答应,怕自己年纪大了耽误大事。夫人段金玉先生也不同意,认为这事情非同小可,一旦答应就马虎不得。任继愈亲自动员吴征镒说:“这件事非你莫属,今天中国找不出第二个人来做,你90多岁,我也90多岁,我们两个老头子把这事做起来,是对民族、对国家、对祖国文化的一种责任。”
                  由于任继愈先生的再三邀请,同时也出于对国家的责任,吴征镒答应下来。《中华大典·生物学典》要求把1911年以前到先秦所有记载生物学的文字信息都整理出来,把古代的这些植物学信息,用现代科学的系统排列出来。清朝到民国这一段,是这次编典中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空白。编典工作确定后,吴征镒就认认真真地做,每个字、每句话、每张图,他都要亲自标注。
                  吴征镒的助手吕春朝介绍说:“古代讲是什么东西,现代又称之为什么,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没有深厚的国学知识,是干不成编典这事的。所有编典的人员中,像我这样60多岁的人被称为少壮派,是少年儿童,70、80多岁的是年轻人。从这点上看,这件工作属于抢救性工作,如果吴老先生百年之后,就更没人来理这事了。”作为吴征镒主编《生物学典》的一个助手,吕春朝感到吴老“似乎在与时间赛跑,拼着命地干,我们都不忍心”。
                  在编典工作进行了8个月之后,由于用眼过度,吴征镒的眼睛支撑不住了,两个眼球都换了晶体,医生一天只容许他最多看十分钟的书。“这完全是编《中华大典》累的,吴先生不能看书,就让我们到他家给他念,每天上午雷打不动地工作三个多小时”。
                  “我的工作过去主要靠观察,现在青光眼后期,我不能再做新的工作了,能够把现在承担的中华大典任务承担到底,就心满意足,更多的工作需要大家。”据吕春朝介绍,从北京回来之后,吴征镒非常劳累,但是在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他就已经开始工作。现在编典工作在他的指挥下,正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人生有限,在我有限的时间内有一份力出一份力,有一分光发一分光。”在植物学研究的第一线,92岁高龄的吴征镒依然奋战不息。
                  吴征镒,号白兼,1916年出生在江西九江。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兼研究员,我国著名的、享有国际声誉的植物学家,植物区系研究的权威学者。1980年以来,他先后任美国植物学会终身外籍会员,瑞典植物地理学会名誉会员,前苏联植物学会通迅会员。1997年当选世界自然保护协会ISCN理事。2008年1月8日,吴征镒院士获得了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来源:《清华人》2008年第2期  《清华人》记者李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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