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循环经济是21世纪人类社会的一大趋势[1]，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引入循环经济的思想[2]，此后，对于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不断深入。农业循环经济研究也较为活跃，提出了诸多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与对策[3-15]。我国政府对此也作出了积极反应，《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指出，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产出和最少的废物排放，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16]。2008年8月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17]，进一步推动和规范我国循环经济发展。
我国是世界蚕桑生产大国，茧丝绸产量与出口量均占世界总量的70％以上[18]。2007年全国桑园面积为1 440.99万亩，蚕茧产量79.27万吨，在为丝绸工业提供充足原料、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以及环境意识的淡薄，大量污染企业迁移到蚕桑主产地区农村，对蚕桑生产造成重大危害。近年来新型高效农业的不断推出和不当使用，不仅影响了养蚕生产布局，而且经常造成粮桑混作地区养蚕尤其是秋蚕期大面积中毒事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19]。另外，按年产50万t桑蚕鲜茧推算，约可产生l0万t茧丝、40万t鲜蚕蛹、50万t桑椹、67．5万t残桑干物、75万t风干蚕粪、150万t桑条干物。以光合作用产生的干物质计算，主产品的茧丝仅占总量的3％左右，习惯上把其它300多万t鲜干物质，都作为副产物或“废弃物”[20]。因此，必须尽快转变传统的粗放式线性增长模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并且将蚕桑循环经济发展纳入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及区域循环经济发展规划之中，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制约蚕业经济长远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实现蚕桑产业可持续发展。
1 蚕桑循环经济的概念
循环经济一词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Ｋ·鲍尔丁提出，主要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循环经济旨在实现经济社会活动的生态化，倡导的是一种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资源潜力不断发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不断放大、生态与环境效益不断提升的过程，从资源开发利用的方式上、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上来解决或减轻资源压力，消除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协调发展。
蚕桑循环经济是整个循环经济特别是农业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循环经济在具体产业上的一个子系统，是把循环经济理论和技术方法应用于蚕桑生产，并在生产过程和产品周期中，可持续利用蚕桑资源，减少资源的投入，减少废物的产生和排放，并使废物资源化，通过不同生物质在系统内部的循环、利用或再利用，最大限度地利用蚕桑生产环境条件，以尽可能少的投入得到更多更好的产品，最终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它本质上是一种高层次、高水平的、具有现代理念的生态蚕业，它将蚕桑产业化与现代科学技术有机结合，运用生态学原理、规律，以及现代科学技术来指导我们的蚕业经济活动，将传统蚕桑概念、范畴、领域加以拓展、延伸、扩大，转换为现代的将产前、产中、产后，以及产学研、产供销、废弃物资源化全过程有机地组合在一起的现代新型蚕桑业。
发展蚕桑循环经济，同样必须遵循3R原则，即：① 减量化（Reduce）生产形式，主要通过科学使用桑肥、蚕桑药剂和其他生产资料，或者用新型生产资料、技术来替代常规生产资料和技术，以达到减少使用化肥、农药、农膜等农资数量，减少污染排放的目的。②再利用（Reuse）运作形式，主要是指将废弃物能源化、肥料化和饲料化。③再循环（Recycle）链接形式，主要可分两类：一类是蚕桑产品在储存或运输过程中，由于质量发生变化，不能按原用途消费，经过分类处理改变用途，既减少蚕桑通过最终产品向系统外输出污染物，又能增加可利用的物质与能量来源：另一类是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发展环保型蚕桑生产资料。也有学者认为循环经济还需遵循再回收（Recovery）原则[21]、再思考（Rethink）原则[22]、再修复（Repair）原则[23]。但笔者认为，再回收与再思考原则，都已经体现在3R原则当中，而再修复更是要贯穿于整个循环经济过程中。
2 蚕桑循环经济的模式
运用循环经济的理念发展蚕桑业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24]。蚕蛾是桑蚕成虫，其雄性蚕蛾入药食用，早在1500年前就已开发为人们抗衰补益健身之食品。唐代名医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要方》记载了雄蚕蛾人药抗衰补益保健的名方和名药。明代李时珍著的《本草纲目》中记载：“雄蚕蛾，气味咸，温，有小毒。入药炒，去翅足用。主治：益精气，强阴道，交接不倦，亦止精[25]。四百多年前，珠江三角洲一带农民经过长期种桑养蚕的经验，发现养蚕的蚕沙（蚕粪）可以养鱼。而当时因需要生丝多，种桑养蚕亦多。蚕沙量越多，塘鱼的饲料越多。于是大量发展养蚕的同时，淡水渔业也大量发展起来了——桑基鱼塘模式就出现了，模式的核心是“基种桑、塘养鱼、桑叶饲蚕、蚕粪饲鱼、塘泥培桑”，构成了一个显著的良性循环。这个模式巧妙地把桑叶、蚕粪、鱼、塘泥组合进一个物质输入输出链，深刻地体现了循环经济的思想[26]。只是，我们的祖先没有归纳总结并创造出“循环经济”一词。即使在工业革命以后的近代，蚕桑循环经济发展依然走在农业其他领域前列。蚕桑界很早就系统地开展综合利用研究并取得了诸多进展[27]。事实上蚕桑综合利用就是循环经济的一个重要模式。
那么，蚕桑循环经济有哪些模式呢？
2.1 以生态蚕桑的提升和整合为基础的蚕桑循环经济模式
这种模式强调蚕桑发展的生态整合效应，通过建立“资源—产品—再利用—再生产”的循环机制，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的协调，实现“两低一高”（资源低消耗、污染物的低排放、物质和能量的高利用）。它通过“企业+基地+农户”或专业协会等组织形式将散户蚕农集中管理，扩大生产规模，实行种养加一条龙的生产模式。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一种产业区域层面上的循环经济模式。
2.2 以蚕桑废弃物资源的多级循环利用为目标的循环农业模式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寻求蚕桑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资源，例如废水、废气、废渣等的综合利用途径。在整个循环路径的物流中，没有废物的概念，只有资源的概念。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产业链上生物质多次利用的循环经济模式。
2.3 以蚕桑产业园区为方向的整体循环模式
这种模式包括种桑、养蚕、蚕茧等产品加工，以及生物质产业链再循环等不同子系统的有机整合，通过外循环（实现由生产到消费过程的转化）及内循环（实现废弃物资源再生产和再利用过程的转化）两条循环流程的物质流动，实现了园区内不同系统的物流与价值流的共生耦合及相互依存，最大化延伸产业链条。
3 蚕桑循环经济实例分析
3.1 盛泽镇三种蚕桑循环经济模式[28]
3.1.1 生活污水——桑地循环模式
盛泽镇东港村规划了3.33 ha.桑园，配备好贮粪池。将化粪池中及镇屠宰场污水送入桑园贮粪池，经充分厌氧发酵后，粪液用水泵抽送用作桑园肥料。池底沉淀物每年冬季集中挖出作桑园冬肥。3.33 ha.桑园除生产桑叶、蚕茧外，冬春套种榨菜或黑麦草，用来出售腌榨菜及养鹅。粪便和有机污水（原污染排放）变为资源。在生产蚕桑产品（蚕茧、榨菜、活鹅、羊）活动中产生的蚕沙、老桑叶、桑园杂草，用作养鹅、羊饲料，鹅、羊的粪肥再返回桑园作肥料。但是，这种蚕桑循环经济模式较为低级原始。
3.1.2 肉猪——蚕桑生产循环模式
盛泽镇溪南村指导户户建沼气池，将猪粪肥引入沼气池。部分沼液作猪饲料添加，沼液与定期清除的沼渣，作桑园肥料。每年l0月份，在晚秋蚕结束前，桑园地内全部套种青菜，包菜，大头菜，除出售食用外，全部作为猪青饲料。沼气除农户用作烧饭，烧热水外，还可配备小型沼气柴油发动机，配套饲料、秸杆粉碎机，用作猪饲料粉碎加工。形成桑园为中心的猪粪一桑园一蚕茧一蔬菜、青饲料一养猪的闭合经济循环圈。这一模式大大提高了养蚕产茧的生产量与效益，提高了蚕桑生产综合竞争力，促进了蚕桑生产的稳定性，是一个切合实际的生态模式。
3.1.3 河荡——桑地生态控制模式
盛泽镇上升村农民张培元在黄溪荡畔有桑地2667 ㎡ 。由于荡内水面有大量繁殖的水葫芦、水浮莲．空心莲子草。他在荡畔搭草棚50㎡，购湖羊10只，3年后存栏100头。晒半干的水葫芦、水浮莲、空心莲子草放在栏外由湖羊自由采食。羊灰排入沼气池发酵灭活，沼液沼渣用于桑地。部分沼液因富含蛋白质，还可用于羊添食。每年冬季，将湖底淤泥施于湖（河）边桑园，作为桑园基肥。不仅控制了水草生长，还提高了蚕桑生产的综合经济效益。
3.2 杭嘉湖桑基鱼塘种草养鱼配套模式[29]
浙江杭嘉湖蚕区约有桑地百万亩，有相当部分与鱼塘相邻。随着近代农业发展，固有的用蚕沙喂量、塘泥肥桑、桑叶喂蚕的桑鱼结合方式已不相适应。浙江农科院经过研究，建立了桑草鱼配套种养模式。夏种苏丹草，秋种黑麦，冬种豆科绿肥，年底清塘挖泥育桑，即“三种一清”。充分发展了新的桑鱼结合，建立水陆物质交换新的生态体系，提高桑园的综合经济效益。
我们不难看出，上述实例中的几种模式，均是以生态蚕桑的提升和整合为基础的蚕桑循环经济模式。
3.3缫丝废水农业综合利用[30]
缫丝厂在缫丝的过程中产生了两类剩余物质：一种是蚕蛹。蚕蛹富含蛋白质和蛋白纤维。好的蚕蛹可以卖给食品厂家做食品和食品添加热差的蚕蛹给养猪场做优质饲料，从蚕蛹中还可提取做蛋白丝的纤维蛋白粉，从蛹皮中可以提取用途很广的甲壳素。另一种是废液。这种废液中富含丝蛋白和氨基酸，从废液中可以回收碎蛹和蛹油，碎蛹和蛹油可以制成优质鱼饲料，用来养鱼。缫丝废水可用于多种水生植物的灌溉及养鱼。但是，这种循环模式是开放的，并未形成闭合的循环线路，仍然需要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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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丝绸》2008年12期，略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