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素养教育”的制度举措 第三节 学校家庭化（之七）
三、学生以校为家，“师生大有父兄子弟之概”。
陶龛学校的学生，有本地学生和外地学生（也称“借读生”）；有交费的学生，也有免费的学生，还有工读生；有三四岁的幼稚班学生和六七岁的初小学生，也有十来岁的高小学生和十几岁的中学生，还有几十岁的文盲学生。
陶龛学校所在地白鹭湾的学龄儿童，除极少数家长在外地等原因不在陶龛求学之外，其余“不管智愚贤不肖”，“只要已达学龄，无须经过甚么入学检验手续”，都在陶龛求学。白鹭湾以外的学龄儿童也有不少到陶龛求学。特别是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后，都市人口大量向乡村疏散，各地学校求学人数普遍锐减，而陶龛学校则逐年递增。1938年，陶龛在校学生540人，为1933年的2倍多。1942年陶龛学校学生多达1000余人，学生来源已遍及东南各省。该年《陶龛旬报》曾列出外省到该校求学学生36人姓名，他们分别来自广东、福建、云南、四川等七个省份。
陶龛的“借读生”一般均由“借读部”统一筹划，分别情况，将其插入本校有关各年级各班次，学习、劳动、生活和收费等均与本校生一视同仁。陶龛“借读生”多为小学生，也有中学生和幼儿。据《陶龛旬报》记载，1937年下学期，陶龛学校有借读生29人，其中小学生20人，幼儿2人，中学生7人。7名中学生均曾毕业于陶龛小学部。
陶龛学校的免费生常年有三种，一是赤贫学生，二是导师子女，三是模范学生（贫困）。抗日战争时期又增加一种：难童。免费生主要是免除学杂费，只有难童连伙食费也免除。据记载，1936年下学期和1937年下学期，陶龛有免费生13人，均为陶龛周围其他小学保送来的赤贫而成绩优异之学生。20世纪40年代初就读陶龛的陈仲志校友回忆说：“我出生于贫困家庭，住在陶龛学校附近。我3岁失去父亲，母亲千辛万苦，把我抚养成人。幼年，我常跟母亲外出干活，天天路过涟水河畔，遥望陶龛学校墙壁上‘梅山苍苍，涟水泱泱，山明水秀，求学好地方’十七个大字，心里有说不出的渴望之情。母亲见我有志求学，便与辀重先生商量。辀重先生对贫困儿童特别关心，让我免费人学。为解决家庭生活和学习费用，学校基建时，还让我家送砖烧石灰。”
陶龛学校的工读生始自20世纪20年代初，多为赤贫学生。他们的学杂费免除后，仍因缺乏伙食费等而难以坚持学习，于是学校就给予优待，让他们边学习、边做工。抗日战争时期创办的战时临时实验中学班，即典型的自食其力之班级。1936年下学期，陶龛13名免费生，同时又是工读生。他们在学习之余，分别被优待在“茶水处”、“灯油室”、“洗澡处”、“印刷室”、“爱迪生院”、 “缝纫室”、“病人疗养室”、“图书室”、“理发室”、“合作社”做工。
陶龛的学生，无论是自费生、免费生，还是借读生、工读生，他们都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家，视老师如父母，待同学如兄弟姐妹，“师生大有父兄子弟之概”。20世纪末，年已八、九十岁陶龛校友对小时候或年轻时在陶龛的求学生活还记忆犹新，他们回忆说 ：“同学友谊非常融洽”（台湾校友喻磊），“男让女，大让小，讲卫生，守秩序，友爱互相，活泼大方，都具体的显现在每个人的言行上”（台湾校友胡启智）；“班上同学之间，互相体贴，相互谅解，团结的气氛很浓”（长沙校友徐检常）；“许多可敬可爱的老师和同学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们都把几十年前在陶龛求学的生活当成“一生中最美好，尽善尽美的生活”，“最理想、最美满的生活”（青海校友肖泌洋）。
本站转载资料旨在服务三农．如涉及版权问题,请作者跟我们联系或通知我们立即撤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