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素养教育的思想观点 第九节 素养教育经费论（全节）
罗辀重说：对于学校“最关重要的”是“经济状况”（《一个乡村小学的写真》）。他认为：“教育是消费的”，而且不仅是公民的“消费”，更是国家的“消费”；“大家都纳过荷重的教税”，这些钱就是国家用来办“教育”的；教师与国家政府机关公务员一样，都是人民的“公仆”，都应靠纳税人的钱养着；学校也应象政府机关一样，其经费都是来自于纳税人。他主张：“求学是我们的权利”，“我们要求公开任何学校”，“ 我们要求任何学校免费”，“要求改善教育制度，使教育发生最大的效果”！（ 1937年1月5日长沙《大公报》：《〈“师范教育放言”的商榷〉的商榷》）。
罗辀重还认为：“任何学校免费”，本是现代国家应该办到，也是完全办得到的。只要民众厉行节约，国家厉行节约，教育消费的费用是“很容易的事”。 1922年8月29日，他在长沙《大公报》发表《废除中元烧包的我见》，说：“中元烧包，实在是一种耗费财力而无意义的举动”；“有些人明知其无意义，但为习惯所囿，仍旧‘奉行故事’”。他“希望大家即知即行，不要做习惯的奴隶”，“毅然地废除它”！他算了一下，“吾国四万万人，即以至少限度计算起来，有半数（二万万）烧包的，平均每人每年烧包破费钱一串（浙江一带尽用金箔、银箔，决不止此），合之即为每年二万万串，把这笔款子，立即可添办中心小学至少二十万所。普及教育，不是很容易的事么”？
罗辀重最痛恨的是国家公务员贪污受贿。官吏不贪污受贿，就不愁没有教育经费。1942年10月，他曾与当时的土地编查队队员中的陶龛学校校友有过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后来以《贪污甚于打劫》为题，发表在《陶龛旬报》上。
罗辀重在谈话中指出：“当强盗的，多半是因家贫读不起书，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虽也有大中学生当强盗的，那是例外，原因复杂），而是为着当前的生活所逼而打家劫舍的。他打劫之先，一定调查得很清楚，要值得一抢的才去抢的，从没听见过强盗把穷人仅有的饭镥铛也抢去了的，所以说‘盗亦有道’。被盗之家，虽受损失，但不致就断了生活，多半不久就恢复了原状，所以受盗之害的，就全体看，是极其少数，影响当然也不大了”；而“‘贪污’是‘贪官污吏’四字的缩语（某甲替某富人当家师爷，揩了富人的油，赚了很多的钱，这在习惯上不叫贪污，足见贪污是专指官吏公务员的）。既有资格当公务员，则一定是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分子，不但受过长期的教育，而且饱聆父母、师长、长官不少教训的”，“我不相信他们连不义之财不应得都诿为不知。同时，既当了官吏公务员，不能说他们来历不明，或由保荐而来，或由考选而来，相信都是以‘身家清白’自许的，并且，国家任用官吏公务员，没有不开支一笔养廉的俸禄给他的，虽多寡不等，至少不会使他们饿着肚子从公。但是，官吏公务员贪污起来，或克扣军饷，或鲸吞公款，或敲诈乡民，或鱼肉百姓，或操纵市场，或营私舞弊……直接受其害的，是全体人民，不分贫富，而其影响可以及于整个的国家民族”。所以，官吏贪污受贿，甚于强盗打劫。罗辀重认为：“假如按律裁判，强盗应处死刑，则贪污者即加十倍处罚亦不为过。”
罗辀重曾在1937年初发过一次 “怪论”：“主张把官的俸给，什么三等九级一概取消。再就全国规定一个最低的生活标准（即一个人衣食住所需之资）。再定一条国法，犯贪污的与吃鸦片的同罪”，“造成一种‘做官决不能发财’的风气”，“把从俸给节省的钱”，用来办教育，用来“在各地普设养老院、妇女工厂、托儿所等”（1937年6月《湘乡民报》：《关于师范教育—与王奠球先生讨论》）。
其实，罗辀重的这个“主张”也算不上什么“怪论”。共产党人的老祖宗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有这种主张。1891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说：“第二、它（指巴黎公社）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支付给跟其它工人同样的工资。……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教育是消费的，甚至可以说是浪费的；学校应该公费，学生应该免费。据说，现在的德国已实行全民免费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不用缴纳学费，而且家庭条件不好的学生还可以享受助学金待遇，直到学业结束为止。罗辀重当时是这么想过，也这么说过。但这，却不是他能做到的。他所处的中华民国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就是这个黄金时期，也只有公立学校的经费由国家提供，而私立学校则要办得好的才能得到一点补助，至于学生，则只有师范生是全部免费的。做为将“生于教育，死于教育”为座右铭的罗辀重，只能做到“用最少的经费，办理最好的教育”。
1937年，罗辀重在把陶龛学校的“经济状况”放在最后介绍。他说：“我们最关重要的经济状况，说到最后，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怀疑着‘金钱万能’，却相信‘乡村教师能用最少的经费，办理最好的教育’。”接着，他就用统计数字公布了陶龛这所乡村小的岁入岁出。
1936年以前，陶龛学校每年的经费来源有三。一是学校基金（即罗氏家族用于办学的田租收入）。岁收田租240顷，约值洋800元；二是政府补助金。省款补助年金478.8元，县款补助年金160元；三是受业费（也就是学费）。初级部的未收，高级部的约可每年收800元。“一年的入款，就全在此”。而他们的支出之款，“当然不应也不能超过这入款的数目”。那么，按照在校求学的“人数来平均一年的校费，每一学生仅占1.5元”。
1997年，陶龛校友、长沙一位退休高级工程专家曹新给我来信说，他从小到大，上过4所学校：陶龛小学、长郡联立中学、私立明德中学和清华大学。“这4所学校都是知名的学校，回想起来，还是陶龛小学，是实行真正的素养教育”。我们今天虽不能说罗辀重办的这种“最好的教育”是绝后的，但至少可以说是空前的；而陶龛学校经费之“最少”，则可以肯定地说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
一所学校，平均每生每年1.5元的办学经费，要办出“最好的教育”，不欠债是很难的。罗辀重在《一个乡村小学的写真》中，就说过“我们过的借债生活，实在够了”。1946年，他编写的《陶龛四十年》记载：1945年，日本侵略军打进湘乡，5月29日谷水陷敌。陶龛学校校藏存谷，临时紧急疏散。6月6日敌退出谷水。8日，学校复课，但疏散的存谷已无法收回，只能以借贷度日，并欠发各师俸谷达百余石。1946年，二、五减租，陶龛学校带头实行，又值旱灾，校租收入大减，继续负债。”
罗辀重坚持：办学要尽可能的好，负债要尽可能的少。他的指导思想是：“以经济的方法，办最有效的事情，一钱有一钱之用”（1936年长沙教育创刊号《师范教育放言》）。其办法主要有五种。
一是公开募捐。
在罗辀重主持的陶龛学校，各种募捐活动是师生日常生活中如影相随的一个组成部分。学生从小就参加各种募捐活动，既募款，也捐款；既募捐物品（包括食物、衣物、图书等），也募捐脑力、体力（当志愿者）。投身慈善是陶龛学校训育的重要举措；学会募捐是是素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孩子们做人的一个重要本领；慈善募捐，既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文化。
陶龛学校凡属基建和教学设备，大都是向社会和校友募捐兴建添办的。
1931年，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陶龛学校筹建新院，专派罗彦谋先生赴省会长沙，向各方劝募。该年7月26日，《湘乡民报》还发表了该校募捐的信息，云：“体政府普及教育之宏谟，念学子殷勤就学之要求，陶龛学校创办历二十余年，成绩优良，脍炙人口。近年以来，因学子日形增加，该校举办人，为扩充规模起见，拟建筑校舍6间，惟以经费有限，特发信向各界热心教育人士募捐”，并将陶龛学校的募捐启示刊登。“募捐启示”云：“厉行普及教育，以全力发展儿童本位之教育，现已专案明白规定于总理手制之建国大纲，推广教育设施，近且又复专案于国民会议，是则训政时期的量与质的增进，实为国人所必宜重视之急务，陶龛学校负着这种使命前进。近年来，学生日益急增，原有校舍，不敷分配，为扩充规模以宏造就定，拟在校之南端，辟一亩之隙地，新建教学室四大间，仪器标本室一间，办公室一间，估计建筑及装饰等费用，当在2000元以上。顾以历年积欠，尚属难以弥缝，订的计划，能无由实现，愿与心违，力实毋逮，同仁等以教育乃社会事业之一，更为立国之大本，儿童教育又为教育之基础，允宜仰体政府普及教育之宏谟，府念学子殷勤就学之要求，，倘以致力于社会者，转而借助于社会，则集腋成裘，其效易见，夙仰台端热心教育，庶几计划可现，造就可宏，则匪独陶龛一校蒙其庥，实亦社会之福，国家之幸。兹当征募之始，用缀数语，以弁其端。”
1931年7月29日，罗仲渊闻知陶龛学校“建筑经费困难”，即表示“捐献大洋一百元”，并允诺：“学校图书馆书籍不多，特将我家藏书不下数万册，全部借给图书馆供师生阅览”。学校随即在右菜园内举行了新院奠基典礼。接着边募捐边开工，第二年新院便举行了落成典礼，“为注意科学及纪念爱迪生之逝世，取名“爱迪生院”，并刊行募捐征信录”（《陶龛年鉴》）。
此后，1936年陶龛学校以省特别奖金3000元和校友捐款1000多元修建了“三十周年纪念堂”；1938年又募捐在校庄修建了战时农村实验中学；1940年到1945年间募捐扩建了图书馆、食堂和运动场，并用宋希濂将军捐助的款子修建了三层的教学楼—“樾山学舍”。
社会各界的捐助是陶龛办学的重要依靠。这些捐助的奉献者，都希望自己的奉献能真正发挥作用。罗辀重最能遂其心愿。
首先，罗辀重对待任何捐赠，都是及时按奉献者的心愿使用起来。捐助的图书报刊一到手，他便立即陈放到图书馆、阅览室，开架出借。他自己更是发奋地阅读，并把教学有关的内容勾画出来，分送给教师们研讨。每次校友发起募捐新建校舍，他不仅坚持专款专用，而且总是一边筹款，一边施工，力求当年就建成用上。抗日时期社会各界的捐款大多是为难童、为抗日将士的子女提供就学基金。罗辀重在陶龛每期尽力招收这类学生，捐款如有剩余，便存入银行或投资于实验农场和消费合作社，使死钱变活钱，既保持捐款价值，又利于学生“职业陶冶”活动的开展。
其次，罗辀重对待任何奉献，不论捐助数额多少，也不论价值高低，一律开列收据，并一律登报鸣谢。《陶龛旬报》经常刊登“鸣谢”公告。捐巨款的和捐大量图书的“鸣谢”，捐一元二元的或捐一二本图书和题几个字的同样“鸣谢”。如：1938年4月18日《陶龛旬报》刊登的“三十周年纪念堂鸣谢”：“喻子敦校友捐二元；龙良臣校友捐二元；贺芳龄校友捐一元”；5月18日《陶龛旬报》刊登“大众致谢”：“昨承本校易锡钦、易登章两同学赠本校全体师生黄瓜一百斤赏新，特此志谢”；8月28日《陶龛旬报》刊登的“陶龛图书馆鸣谢”：“谭云山先生赠：中国与印度一本；中印文化沟通一本；中国佛教现状一本；何为中国宗教一本；中国近代政治经济社会史一本；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一本；历代藏经考略一本；印度评论一本；已唤醒之印度二本；宇宙风三期；见闻一本；海潮音二本；抗战地图一幅；抗战必胜弹词一本；民意一本”；该期《陶龛旬报》还同时刊登有“三十周年纪念堂鸣谢”：“叶溯中先生题赠，‘一乡之英’四字；战时儿童刊社题赠‘艰苦奋斗’ 四字”；1943 年，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从陶龛导师刘惕王君得知陶龛办学经费困难，便慨助陶龛办校基金国币1000 元，陶龛亦是专函致谢，并将谢函刊载在3 月8 日《陶龛旬报》上。
第三，罗辀重主持的陶龛学校不仅为学校的发展向社会募捐，而且学校师生在社会需要的时候也尽可能地捐款、捐物。抗日战争时间，陶龛学校师生多次捐款捐物支援抗日。1937年10月8日《陶龛旬报》载：“在‘九.一八’那天，本校已举行献金运动……儿童们节省糖果钱，踊跃献金，连日集款情况，高小部已有成数的如下：三十班 十元一角；三十一班 六元二角；三十二班 五元六角七分；三十三班 八元三角五分；三十四班 六元七角；特科班 八元一角；俟汇集初小部的捐款后即汇寄县城转寄前方。”该校不久又发起制献百件棉背心运动，到11月底超额完成。11月28日《陶龛旬报》载：“前本校发起制献卫国将士百件棉背心运动，认捐者界常踊跃，数日之内即已捐定112件，比由本校缝纫部日夜赶制元。，在七天内完成……现将为此运动出力出钱者刊列于后，并志公谢……”出力者有七人，罗辀重的女儿罗光璎带头，出钱者50人共出112元（每件成本国币1元），罗辀重本人带头出6元。
第四，罗辀重“不慷他人之慨，浪用一文”。他对为陶龛学校发展所募得的资金十分珍惜，对由陶龛学校发起组织的社会募捐所得资金也同样十分珍惜。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陶龛学校发起的“文化劳军”、“救灾”等社会性捐助活动，其组织募捐的各项费用均由陶龛学校支付，决不在捐款中开支分文，决不像我们今天有些负责承办“救灾”、“希望工程”等捐款的部门和单位，他们不但吃、喝、用均要在捐款中开支，有的还要拿补助。1940年，陶龛学校负责承办救济难童募捐活动，湖南零陵禁烟委员会主任陈秋凝和国民党七十一军军长宋希濂均捐巨款。罗辀重亲自给陈秋凝写信致意，说：“秋凝先生：素未识荆……慨捐巨款，期望教育之进展……，倾仰至深！善捐之款，已拨入本校募集基金委员会，永不动用；即所生利息，亦限制用途，专作救济难童及津助贫苦之出征军人子女求学费。不敢慷他人之慨，浪用一文。总期于捐款不致虚掷，以副捐助者盛意。”在给陆军第七十一军驻陕办事处的信中，罗辀重同样表示：“承贵军宋军长慨捐本校国币300元，已经敬谨领收，并拨入本校募集基金委员会，永不动用；即所生利息，亦限制用途，专作救济难童及津助贫苦之出征军人子女求学费用，以副捐助者之盛意。”1943年1月24日，《湘乡民报》曾发表专文，称赞陶龛学校“响应文化劳军而募得巨额捐款，涓滴归公，其爱国热情实属难能可贵”。
二是厉行节约。
罗辀重“用最少的经费，办最理想的教育”的核心举措，就是厉行节约。其具体办法，主要有三。
一、节省管理人员。罗辀重主持的陶龛学校的组织管理机构十分精炼。
陶龛学校的最高管理机构是陶龛学校董事会。董事会主要只是议决学校重大事项，日常管理工作主要落在校董主任和校长身上。董事会成员都是不拿工资义务服务的，校董主任罗辀重也是不拿工资的，但学校提供食宿。校长之下，没有什么“教务处”、“训育处”、“后勤处”等机构和“处长”、“主任”等官职，学校只有“职员”和“教员”的职务称呼，而校董主任和校长则被列为“职员”一类。
1937年下学期，陶龛学校有11班，学生近六百人，职教员则只有31人。1937年9月28日的《陶龛旬报》刊登了当时所有职教员的名字。11位班主任：胡刚父 刘楚威 成之桓（宁乡，新聘） 成青枚 陈声淑 刘国崇 杨烈芬 罗光涟（新聘） 刘汉英 罗宗藩 罗 玲；9位科任教员：屠寿长（南京，新聘） 王礼隆（新聘） 周练白（四川） 朱道兴 万民裕 刘常仁 罗耀星 罗光旗 李泽湘；职员11人：罗辀重（校董主任） 罗光咨（校长） 罗叔鲜（初小部主任） 罗昭华（事务室职员） 罗健旸（会计室职员） 周鹤轩（银行经理） 刘采菽（合作社经理） 萧淑宜（缝纫部经理） 成芯伯（食事经理处经理） 石旋吉（食事经理处经理） 罗坚白（事务员）。
陶龛学校管理组织这样精简，学校的事务如何开展呢？
罗辀重在《一个乡村小学的写真》是介绍说：“对于事务的分掌”，是“几个有历史关系而在校服务较久的，当然比较新聘来的或远处的，要熟悉校情一点，所负责任就多；同时，他所负的教授责任，却同各教师一样，是平均支配的。至于教师呢，除所担教务外，仍轮流值日：如晨操指导、清洁指导、周报指导、商店指导，点名、请假、夜中督课等直接与学生有关之事，固不待言；有时关于出纳款项、书写公文表册等事，都本合作而不分工的精神，不分畛域地做。有人疑心这样必致事务纷歧，无人负专责；殊不知凡在该校服务的，人人对事负责，所以事无不举，一洗互相推诿敷衍塞责之弊”，因为该校“教员与职员之间之一道高墙”，“在该校有历史以来就未曾筑过”，“所以也无需乎提倡什么折墙主义了”。
另外，陶龛学校砌有围墙，但没有设门卫。罗辀重坚持不设门卫，一来是耽心“门卫以貌取人”，“不要见的伪君子”可能“引进来”、“而那些贫苦的老百姓好不容易到这里”，又可能被“拒之门外”，；二来也是为了节省开支。然而，陶龛学校没有门卫，学校秩序依然良好，从未有什么不好的校群关系事件发生，连远来的小偷也不愿光顾。
二、节约接待开支。
做为一所名校，接待上级检查、督导和外校参观、学习，往往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和负担。20世纪20至40年代，每年到陶龛学校视察和指导工作的部、省、县督学及各式各样的知名人士不少；前来参观、访问的外地外校师生更是络绎不绝。但陶龛学校并未因此背上包袱，成为一种负担。
因为在陶龛，凡上级领导前来检查指导、知名人士前来参观访问、外地外校师生前来参观学习，不但校董主任罗辀重和校长罗彦谋不会全程陪同、形影不离，而且有关职员、教员也不会全程陪同；必须他们到场的他们才到场，他们可以不到场的，仍凭检查、参观、访问、学习者自行其事；师生该上课的照样上课，该活动的照样活动；很少有什么迎送仪式，也没有什么客套闲喧，一般都是开个荼话会以示欢迎，十分必要时才集合师生听听演讲。
因为在陶龛，无论是中央、省、县政府官员和教育督学，还是社会贤达、知名人士来校视察、做客，还是外地外校师生来校参观学习，不兴烟，一律清茶一杯；不兴酒，一律与师生共餐。每年元旦校友返校，学校也从不设宴接待，更不会按校友们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分等级接待，而是一律让校友们住自己原来住过的学生宿舍，吃自己原来吃过的大食堂的饭菜。
然而，所有到陶龛视察、参观过的官员、名人和外地师生，无不称赞陶龛学校好，因为他们在这里受到的是实在的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表面的、虚伪的热情接待；看到的是教育改革扎实的硕果；体会到的是学校主办者把教育当事业，而不是当职业的崇高精神；所有返校过的校友，也无不有“女回娘家”之感，因为他们无拘无束，就如当年……
罗辀重在陶龛学校实施的这种简朴而真情的接待方式，不光是为了节省经费，更重要的是在实施一种教育。
三、点滴节约。罗辀重厉行节约，十分注意从小事做起，积小成大。比如：节省纸张、节约灯油。它不仅旨在节省经费，更是一种环保素养教育。
罗辀重主持的陶龛学校，历来没有废书报、废纸。该校所有的书报、纸张都要经过多次使用。老同学用过的书报，留给新同学用；用铅笔写过、画过的纸，再用毛笔写、画，还可做纸模型；实在无法再用，最后统一收集送造纸厂换回新纸。该校美术教学采用“土法”，学生的画具不用贵重的涂鸦，则用废报纸，坏毛笔代之。1940年3月，罗辀重在《开学的话》一文中说：我们“提倡‘一桌一碗菜’运动，‘一室一盏灯’运动；还愿大家保存字纸”，“一不要乱涂乱画，糟蹋纸张”，“把写过的废纸，一一保存起来，不要丢入字纸篓，将来要开废纸展览会，看谁保存得最多（这些废纸，有多大的用处：如造马粪纸，做纸模型等）”。
罗辀重主持的陶龛学校，也历来没有“长明灯”（通霄亮的灯）。曾经有位新来的食堂工友，为了清早起来不再点灯，使将灯光拧到最小睡觉，但一连几天他醒来时发现：不见刮风，灯油也满满的，可灯却是灭的。他很奇怪，别人告诉他：“一定是辀师每晚巡夜替你吹灭的！在陶龛是不能点长明灯的！”“那辀师为什么不批评我、提醒我呢？”“他一连几个晚上替你灭灯，就是批评你、提醒你！”
1938年2月28日的《陶龛旬报》“校闻”记载：“本校每日煤油消耗甚大。近因战争发生，油价大涨，趁此机，决心不再燃点煤油，改用植物油（棉油、清油）以示提倡国产而塞漏厄，但以植物油，灯光甚小，不便多人自修，特将只要用耳听不须眼看的工作，改在夜中。如开时事座谈会、各科讨论会、朗读会、讲演会、民族英雄故事讲述会、音乐练习会、游艺会等。这样，每一班室，只须一盏清油灯即可够用，节油不少。”
罗辀重对纸张、灯油如此节省，对图书馆的投入却一点也不吝啬。凡适合青少年阅读的课外书籍不断购进。有人见罗辀重个人生活很节俭，对学校纸张、灯油很节省，而对学校购买图书却那样大方，便半开玩笑地说：“您与图书馆的形象是成反比啊！”罗辀重拍拍身上穿的打了好几块补丁的长西洋颜料、西洋纸，而是用本国土纸，并装订成册，不准随画随弃。低年级初步衫说：“吾瘦乃一己之瘦，图书馆肥乃全校之肥，吾乐在其中矣！”
罗辀重不设宴款待上级领导、来宾，但并非从末办过宴席。 20世纪上半个世纪中，陶龛学校设宴招待过两种人，一是佃农（1921-1949），二是抗日荣军家属（1937-1945年）。
陶龛以校租为基本收入，校庄的田地租给佃农耕种。当时，佃农是让人瞧不起的，在陶龛却受到了特别尊重。每年秋天佃农来送租，学校负责人和老师都要亲自到河边去接，并办酒席以示慰劳。抗日战争时期，每个春节和“七七”纪念日，陶龛也办酒席招待当地荣军家属。酒是农村的家酿酒，莱是学校自产的菜，宴席虽不奢华，却很丰盛、隆重。
三是勤工俭学。
做为一所私立学校，陶龛学校的收费是很低的。1937年以前，初小不收费。1937年以后，初小开始收费。据《陶龛旬报》记载：1938年下学期，陶龛学校的收标准是：学费，初小每生一元，高小每生三元；杂费，初、高小住校每生均为一元，初、高小通学每生均为五角；膳食米，初、高小每生均一石；菜费，初、高小每生八元。
尽管陶龛学校的收费很低，但仍然有些学生家庭负担不起。为此，罗辀重制订了“以生产品或消费品或人工抵偿学费用费办法”，即：一是家长将鸡、鸭、鹅、鱼、蜂、羊、兔等交学生带校饲养，待一学期终，将生产品抵作学用品，原物或交学生带回，或作价卖给学校；二是家长将木材、柴、纸、桐油、干菜、蚕豆、红白茹、南粉等，送给学校消费，学校照时价折合抵作学费；三是以工代学费用费，如木工、砌工、篾工、漆工、印刷工、缝纫、制鞋等。这实际上就是勤工俭学，不仅是学生在勤工俭学，家长也在勤工俭学。
陶龛学校每年都招有免费生，也叫工读生。免费生可免交学费和书籍纸张等杂费，但膳食等费须由学校统一安排做工，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勤工俭学。
陶龛的工读生始自20年代初，多为赤贫学生。他们的学杂费免除后，仍因缺乏伙食费及其他费用而难以坚持学习，于是学校就给予优待，让他们边学习、边做工。抗日战争时期创办的战时临时实验中学班，即典型的自食其力之班级。
1937年下学期，陶龛学校有13名免费生工读生，该年9月28日的《陶龛旬报》曾列表公示：
姓 名 性别 来自何处 何处保送 所任职务
陈书先 男 19都 第八区育平小学 分发烧茶处做工
谢庆忠 男 19都 第八区育平小学 分发灯油室做工；
张国正 男 一坊 分发洗澡处做工；
谢鸣笛 男 19都 第八区育平小学 分发印度室做工；
王武生 男 17都 第八区成才小学 分发爱迪生院做工；
成蒲华 女 38都 第八区纪德小学 分发缝纫室做工；
成圣圭 女 38都 第八区周南小学 分发缝纫室做工；
罗光奇 女 38都 第八区求实小学 分发病人疗养室做工；
邹国强 男 13都 第四区长江小学 分发初小部做工；
刘略三 男 40都 第九大第一保长 分发食事经理处做工；
周禹甸 男 19都 第八区华新初小 分发图书馆做工；
周新甲 男 19都 第八区华新初小 分发理发室做工；
刘明初 男 安化第四区 第四区维新初小 分发合作社做工。
1940年1月18日《陶龛旬报》发表的该校5.2班一位免费工读生喻添舒的文章《寒假中的工读生活》，愉快地记述了他寒假的生活。他写道：
“我因学校的优待，给我以工读的机会，所以虽散了假，我没有回去。假期中留校的还有我同班同学黄定溥，及寒假不能回家的福建同学林颐祥、林颐尊，和本县同学周沛然、胡言归、黄定芾等八九人，组织自学团，过着集团的规律的生活。每天6点起来，洗漱后阅各科教本。饭后休息二十分钟，做点算术，习习大小字……等午饭后，继续向各科进行。近来天气温暖，真是我们尽好读书的时候。晚饭后，谈谈笑笑，也别有滋味呢！至于我呢，读之外，还要做工。做些什么呢？每天起来，扫地、泡茶、提洗脸水、整灯等事，有时还要出外送信。我觉得我比别人更多替公众服了些务，工读并行，我是如何的幸运呀！”
在陶龛，勤工俭学不只是解决经费问题，更重要的其本身就是教育教学。那些不缺学杂费、膳食费的学生同样参与其中。据《中国蜂业》一书记载：1937年陶龛学校举办中蜂活框饲养技术训练班，受训者一次达200人。
陶龛学校有一个很重要的集团活动，就是“畜牧研讨会”。1937年11月8日的《陶龛旬报》“校闻”记载：该校“畜牧研讨会”，在蔡先生的指导下，“同学深感兴趣。现有小黄牛一头，将来拟做驼牛之用，但现已有儿童爬牛背之风；有羊二头，当天寒之夜，竟咩咩地走入寝室，好像想和我们同睡；鸡现饲十三只，正在建筑新式鸡室；豕现有二十三只，不过是归食事经理处负责的。讲到六畜，马牛羊鸡犬豕，我们只缺一（马）了。此外还有蜜蜂一群，本年冬季可以分封；传信鸽八只，正在训练，在十里路内，可以飞回；鹅三只，已在孵卵。我们的儿童很够和自然物亲近了”。
四是特别学费。
抗日战争时期，陶龛学校经费十分拮据。为使学校正常运转，罗辀重在学校采取多种方式多种渠道筹集资金，收特别学费就是其中一种。
1938年初，陶龛学校董事会议决：校费除各方极力紧缩外，收学费可分特别、普通两种，普通照旧，特别则请求家长多纳。缴纳特别学费的学生家庭一般都是富裕家庭，数量最少为普通的一倍，多不封顶。
1938年1月18日《陶龛旬报》刊登特载说：“本期因在战时，本校经费更感困难，拟向我贤明而爱国的家长们，请求给予我们一点帮助，缴纳一倍以上学费，使本校能如常进行，并能加倍努力的进行。这样在家长方面所费无多，而一方面维持了本校，使儿童不致废学；另一方面维持了后方教育，即是等于对国家抗战加入了一支生力军。自公布此项请求后，在此新旧生登记的第一天内，即承曾两川、刘摩珠、易风祺、李双璧、贺云壑、贺仙豪各家长首先缴纳特别学费，仅此鸣谢。”
有人说，陶龛学校特别学费就如今天的一些学校收取的赞助费。这可完全是两码事。
一、陶龛学校为了普及教育，让贫穷的孩子都能入学，除了招收免费生外，学、杂费收取极低；它是一所私立义学，罗辀重的家产除了留给家人生活必需外，几乎全部成为校产，而他本人从办学中未获取分文，仅在学校免费就餐而已。并非像今天的一些私立学校是一种投资，靠收取高额学、杂费等，以获得丰厚的物质回报。
二、陶龛学校的“特别学费”，是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学生家长，只要有财力，都可自愿交纳。而并非如今天一些家长为了“择校”，而不得不交的“赞助费”。
三、陶龛学校的“特别学费”，“在家长方面所费无多”，一般不过一元、二元，尽管“多不封顶”，但实际上最多交的也不过十来元。而并非如今天一些家长为了“择校”所交的“赞助费”，少则上百、上千元，多则数万元。
说到“择校”，白鹭湾附近一带的学龄儿童和超龄文盲，陶龛学校是不论“家贫” 、“家富”，或“贤与不肖”，都要接收的，是决不要“择校”的。他们要“择校”，那就是觉得陶龛学校不是在教学生“读书”，而是在教学生“玩耍”，于是“择”到别的学校去。2011年3月11日，有位名叫“王冲”的网友，在“红网论坛”娄底市特聘督学曾如华的<呼唤教育之神罗辀重>一文后留言说：1946年春，他9岁，父亲把他送到陶龛学校读五年级，尽管“陶龛”是他的“乐园”，但他“在陶龛学校就读一年，由于年幼贪玩，没人管束，缺乏自觉学习的能力，功课欠佳。父亲出题测试”，“成绩反而不如在家学习的妹妹”。“父亲眉头紧锁，很不满意”，也就不让他“再回陶龛学校”。
至于外地外省的一些家长把孩子送到陶龛学校求学，大都是对罗辀重的素养教育理念有所了解和赞尝，慕名而来，并不要交所谓“择校” 的“赞助费”，有的经当地证明特别贫困者，还可获得免费生的待遇。
五是政府奖励。
作为一所私立学校，罗辀重主持的陶龛学校能够数十年坚持其教育改革思想，并且成绩卓著，其经济至少有两大后盾：一是罗氏家族的奉献，二就是省、县政府的补助金和奖金。
《陶龛四十周年》记载：1925年，湘乡上里教育界呈请县议会议决，开始给予陶龛学校县款补助金；1926年，湖南省议会议决，给予陶龛学校丙等补助金；1928年，陶龛学校的省补助金，根据新章，提升为第二等发给；1932年，陶龛学校的省补助金，提升为第一等发给。这样，陶龛学校的省、县补助金，每年达到4千元，比所收学费要多。而且，湖南省和湘乡县政府有时还发给陶龛学校特别奖金。
1936年10月25日的《湘乡民报》刊发“林森主席题赠匾额，省府发给特别奖金”的报道说：“本县陶龛学校为私人创立，从立案至今已愈三十周年，毕路蓝缕，以有今日，私人财产，一生精力，集注于血性教育，办理卓有特色，极为社会人士所赞佩。计先后得到省、县津贴年达4千元。二十二年，教育部特派吴视察员研因临校视察，颇多奖许，社会人士观感益深，政府当局弥加珍视，闻最高领袖林主席森为该校三十周年题“教泽世延” 匾额，由陵园工程组刘主任光黎运回。又省府为奖励私立之优良小学，原定有特别奖金之办法，前经教育厅特派张督学浑前景该校祥细考察，认为各项均与特奖之规定相符。昨由教育厅提交第七百次省务会议通过，给予该校特奖3千元，以资鼓励。凡此皆足以引为本县之特荣。”
此后，《陶龛四十周年》记载：1942年，湘乡县政府又提拨140元，奖励《陶龛旬报》，并通令全县各校普遍购阅《陶龛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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