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素养教育”的思想观点 第八节 素养教育师资论（之二）
关于教师的人生观，罗辀重认为：教师的人生观，与国家政府机关的领导及工作人员即“公务员一样，只能是“服务之人生观”。
罗辀重自1920年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归国后，一直经营家乡的陶龛学校。在多年的办学实践中，他深深感到，当时的小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其原因“不能不归咎于推进小学之原动力的师范生未尽最大的努力”。他认为，小学教育之“无效”，就是师范教育的失败，而师范教育的失败，则主要是师范生的人生观没有解决好。
罗辀重在《师范教育放言》中说：“别的学校毕业的青年，可以任抱各种不同之人生观，如享乐之人生观，升官发财之人生观，糊口之人生观，甚至消极厌世之人生观……唯独师范毕业生不然……只能抱一种人生观—即服务之人生观。”
什么是“服务之人生观”?罗辀重引用别人的话说：“教育者的人生观，应该是为服务而生活，不是为生活而服务”。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教育，服务学校，服务学生，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人生应当以服务为目的”。
为什么师范毕业生只能抱“服务之人生观” 呢?罗辀重认为：“国家希望师范毕业生的是服务”；“社会希望师范毕业生的也是服务”。他在《师范教育放言》中说，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教育开始以来，师范教育在国家学制体系中，始终占着“重要之位置”，始终“以公币设立为原则”。这足以说明“国家办师范教育”“怀着莫大的希望”。“师范生受国家公币之津贴达数年之久……国冢不给便宜予别人，而给予师范生，则期望师范生之重且大可知”；而社会期望于师范生的，“则更为殷切”，“在有些教育没有太发达的地方，听说本籍有人师范毕了业，则欣然色喜，以为从此本地教育有希望了，其意无非以师范生耗人民膏血不少，这回应该无代价为人民服务了”。
罗辀重还在《升学与服务—答复一个校友的公开信》和《异哉所谓“毕业生的出路问题’’》两文中提出，不能把“教师”当作一项谋生的“职业”，即所谓“教书匠”。他说教育是增强“国力”，培养“健全国民”的；教师则是“教人做人”的，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的。 然而，当时的师范毕业生所抱人生观，大多不是“为服务而生活”，而是“为生活而服务”。他们毕业后找工作，“似乎除了糊口之外，，别无目的”。他们对工作的选择，不问自己“能力如何，胜任与否”、“只问报酬之多少”。他们是“拿钱才做事，并希望劳少酬多”。他们还为自己找工作划定许多条件：不是，“城市”，不去；不是“大规模学校”不去；“薪俸少了不去”；要担任音、体、美、劳等课的不去；要“自弄饭菜”不去；有了这“六不去”，还谈什么“服务”呢?
罗辀重在《师范教育放言》中反复强调，师范毕业生之找工作，不应是为了“糊口”，而是“为着找服务的机会”。当然，不是说师范生工作就不能有报酬，“必不可少的生活费”是应该得的。但“除必不可少的生活费外，不能受任何报酬”，否则就“成了职业的性质”“而不是服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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