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素养教育”的思想观点 第七节 素养五育并重论（之十）
“群育”，虽不是罗辀重先生首先提出，但在世界教育史上，能像他那样对“群育”进行理论探索的人恐怕不多；能像他那样切实实施群育的人更少。
罗辀重对什么是群育，群育在学校中的地位，群育的基本内容，群育的实施办法等，都作过有益的探索。虽然他对群育的研究还来不及进行系统的总结，但我们从收集到的几份陶龛学校学生成绩报告单中，完全可以看出罗辀重对“群育”内容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不断完善，并不断趋于系统。
20世纪30年代的陶龛学校学生成绩报告单，分性行、学业、身体三个方面向学生家长报告。其中“性行”又分“行动、仪容、言语、意志、习惯、奢俭、待人、合群、公民训练的实践”和“个性总评”、“服务”等项目，这既是学校德育的内容，也是群育的内容；学业一项又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指各科目成绩，另一类为“加入集团活动”，列有畜牧、工艺、印刷、摄影、画像、图案画、缝纫、中药常识、军器常识、战时应用文、救护常识、时事、新闻记者、抗战歌咏、抗战话剧、鼓号、口琴、国乐、字典检查、图书馆、讲演、辩论等22项，这些大都是抗战时期处世处群所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
20世纪40年代，陶龛学校的学生成绩报告单有了很大的改进。报告单正式从“群、德、智、体、美”五个方面向学生家长报告成绩。其中“群育”又分为九项：一是合群；二是交际；三是同情心；四是公德心；五是组织力；六是领袖才；七是服务能力；八是劳动服务；九是劳动生产。这9项，可说是罗辀重对“群育”基本内容的概括。
罗辀重主持的陶龛学校，群育的实施经历了从学校约束、老师管理，到学生自律、集体促进的过程。该校由学生、教职工共同参与，经民主选举而产生的群体组织——陶龛学校服务团、陶龛消费合作社、陶龛乡公所等，对群育的实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陶龛学生在实践民主制度的群体中成长，从小就追求为整体利益自己应该尽责，为给他人帮助可以不顾自己的自如境界，形成了处已“讲求信实，心地光明”，待人以利群为本、利他为本的“陶龛风”，“一切前人的忌讳、猜疑、欺诈、虚伪、面子、陋习等不能再作怪”，“人与人相处”、“彼此都是指导者，而同时又是被指导者”（《我们对教育的主张》）。学校独创旬日教学制，创造性地组织有各种中心教育旬，诸如爱国教育旬、社会服务旬、户外教学旬、互助旬、工艺旬等等，让学生学习处世处群的知识，培养处世处群的能力。
罗辀重对当时社会上一些“反群育”的现象十分忧虑。他说：“现在从学校出来的，反而觉得学校与社会是两个世界，格格不入，因学校造成他孤僻的性子，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于是甚至损人利己的事都做得出来，无责任心，无是非心，无同情心，幸灾乐祸，隔岸观火，视路人(实为同胞)为路人，固不足怪。连师生之感情，同学之感情都奇坏……”（《五育价值重估》）。他曾经劝说两个来访的毕业生阅读一本关于“处世”的书，两个学生都表示不愿意看，但又说不出理由。他便正告说：“如不愿处世，则唯有学佛家出世思想，那你应赶快入庵堂寺观去做和尚修行。处世即处群，你如不愿处群，则唯有学鲁滨逊，赶快去寻一无人之岛，但不要忘记带一盒火柴(经过数千百人之手造成的)，还得在人间带去。如你又不避入佛老，又无从找到无人岛，则还请你正视社会，研究一下处世处群的必要道理吧!”（《日记一则》）。
罗辀重针对社会上的反群育”现象，殷切地希望学者们编纂“群学”。他说：这些反 “群育”现象的出现，“本来也难怪，所有圣经贤传，只有个人指导，五伦也只在小圈内打转，除了‘民吾同胞’、‘四海皆兄弟’、‘天下一家’几句标语的话外，对‘大我’的学说，没有一点阐述。教者几乎无所根据。希望学者们立即着手‘仁学’(仁者二人，即我之外而有第二人)或‘群学’的编纂，群育才有实施之可能性”（《五育价值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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