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素养教育”的制度举措
第一节 血性校训（之二）
罗輈重为什么要定“血性”为陶龛学校的校训呢？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缘于他对教育目的的独特认识。
罗輈重认为：“教育最重要的目的， 在改造人心”（
罗輈重对当时教育现状有着深刻的反思。他指出：“我们的根本错误，在把教育‘狭义化’到知识的贩卖”，“做人的道理全不讲求”（
在罗輈重给陶龛学校制订校训之前，他的侄儿罗彦谋创办的半日制“求实通俗学校”，已经以“努力做人”为校训。但罗輈重觉得：这个校训虽然昭示了教育是“教人做人”的目的，但还没有指明“做什么样的人”。于是，他定“血性”为陶龛学校校训，表示：陶龛学校的办学灵魂就是不仅是“教人做人”，而且是要教人做“血性”之人！
二是缘于他对湘中人文精神的高度概括和继承发扬。
湘中娄底的历史是一部血性的历史；湘中娄底的人是有“血性”的人！古代，这里人民反封建斗争此伏彼起。明代元溪农民起义持续80 年之久，天王寺农民起义亦震撼三湘。近代以来，重签《中俄伊犁条约》的“虎口索食”的外交家曾纪泽，警世疾呼的民主革命家陈天华，辛亥革命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敢与封建礼教决裂的奇女子葛健豪，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领导人蔡和森，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等杰出湘中娄底人物，无一不是以热血结晶其伟大人格。就连清初“烧车御史”谢振定等湘中娄底籍封建官僚，也有着“血性”的气概！提倡“忠义血性”的曾国藩和倡导“良心血性”蔡锷，也都是湘中人士。
罗輈重特别称赞其父罗长裿（罗申田），认为他的一生 “完全是一部血性的历史，完全是热血的结晶品，所以成其伟大的人格。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是血性的人，决难做到”（
罗长裿（l865--1911) ，号申田，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爱民思想的封建官僚。29岁时进士及第，点为翰林，擢升编修，旋任江南候补道，先后主持江苏仕进馆、政治学堂和江南将弁学堂、陆军学堂。由于他的言传身教，他的许多学生后来参加了辛亥革命。20世纪初期，他先后调任江苏参谋处督办、川滇边务大臣、驻藏左参赞。在此期间，由于不满当权者的贪婪残忍，他两度辞职。他曾出使印度，与英印当局交涉，逼迫英军从西藏亚东、江孜撤退。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西藏驻军趁机哗变，大肆抢劫，他因誓死守卫边疆，不准撤防，被人暗杀。罗长裿出使印度期间，曾在家书中写道：“今人动说外洋之好处，我到此始知寄人篱下，处处可以受侮、受害。我国人若不再坚其爱国之心，以图自强，恐将来求如印度、犹太人而不得耶”。
罗长裿的忧国忧民的意识和以身殉国的壮举，深深地震撼和教育了罗輈重。陶龛学校就是罗长裿创办的。罗輈重就是本着罗长裿的“人格精神，把‘血性’二字”定为陶龛学校的校训，作为“唯一教人教己的方针”（《陶龛的校训—血性》）。
三是缘于他对社会现状的痛心疾首。
1911 年冬，罗輈重闻父噩耗，只身入藏，往返数千里，搜集父亲遗著遗物。往返西藏期间，他与各民族、各阶层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对人民的痛苦有了更深的了解，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深感忧虑。为了将杀害父亲的凶手绳之以法，他返乡之后，又咬指写下血书，赴京告状。在京期间，他目睹了袁世凯投靠帝国主义，企图复辟帝制的种种事实；耳闻不少革命党执政的省份，竟纷纷致电“拥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许多官僚觉得“拥戴”一词还难以尽意，争相“敦请”袁世凯早登帝位。袁世凯陨命之后，各地军阀为了一已私利，又互相残杀，大好河山任人宰割。
罗輈重深深感到当时“社会上的人心，实在太侥薄了，太不血性了”（《陶龛的校训—血性》）。他发现“好些人见利忘义， 贪生怕充，没有操守，见钱眼开”（
为了不辱“先烈设学改造社会的使命”，罗輈重于1922 年10 月29 日，即他父亲罗长裿殉难纪念日，将“血性”定为陶龛学校的校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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