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素养教育”的思想观点 第八节 素养教育师资论（之七）
关于教师的评价，一是评价的标准，二是评价的主体，罗辀重都有他自己明确的独特的看法。
罗辀重所处的民国时期，对什么样的教师是好教师，什么样的教师是不好的教师，并“无明文规定”。但罗辀重本人对什么样的教师是好教师，什么样的教师是不好的教师，心中却有着十分明确、而又十分具体的标准，他认为：好教师至少要具备三条：
第一，要能“堪为人师”。
1943年4月8日，罗辀重在《陶龛旬报》发表《君子人也》一文中说：“所谓‘好教师’，究竟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原无明文规定。在今日，不能说一个‘知识贩卖者’，或一个‘教书匠’，就算是一个好教师吧。教师之所以好，必另有所在。‘堪为人师’，便是一个最重要之条件。必其人有可以‘为人师表’的地方，至少不会是孜孜为利，见利忘义，志在温饱之徒”。
素养教育是“教人做人”的教育，是一种新教育。这种新教育不能视为是谋生的“职业”，而应该视为是造人的“事业”。把教育做为一种职业的，那是旧教育。这种旧教育，与农民“种地”是“庄稼汉”、工人做工是“工匠”一样，教师就是“教书”， 就是‘教书匠’，就是“老学究”。罗辀重说：新教育“何尝只是教书?教育者虽也是劳工之一，但决不等于只知机械地去做匠人”，“教育者……决不等于……是开子白铺的……惟有心不在焉，视学校如僧舍，做一日和尚连一日钟都懒得撞的人，搀入教育，那不但对教育无效，使教育腐化，而且是‘亵渎教育’，破坏教育……”（1943年3月18日《陶龛旬报》之“升学与服务”）。
罗辀重在《君子人也》一文的开头便说：“近来一些办学校的人见面时，总是谓叹着‘师荒’、‘师荒’，并加解释说：‘现在好的教师，各校争着聘，争着多出些薪俸来聘。有些甚至由学生凑集一些钱来留好老师，但终于被别校出更多的钱聘去了’。 又有人说：‘好的教师，觉得教书生活赚不到钱，都改行去做生意、囤货，发国难财去了。’初听去，似乎确是事实，但一经思索，便发觉其中有一个大的矛盾。”
罗辀重的看法，与这些出高价聘请所谓“好教师”的办学校者“完全不同”。他认为：这种“见钱而去”的教师“，并不是什么“好教师”，而是“意志薄弱，眼光短浅的人”，是“知识有限”的“理盲”，他们“当然会见异思迁，唯利是趋。这种人如果让其混迹教育界，虽勉强留住他，徒给予教育者以不良印象，不如索性让他去罢”！ （《君子人也》）
对于现代社会的实施素养教育的好教师，罗辀重认为：他们的人品，还必须在“民主”上有“为人师表”的地方。他说：民主“不仅是一个政府形式”，“它主要的是一种联合生活方式”，民主生活方式的突出表现是：政府的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听命于众，受公众指挥”；学校的教师学生的“公仆”，（《划时代的教育》）他们必须“一门心思”为学生服务，“正如园丁之培植花木、打探花木一样，决不能反而去役使儿童，打击儿童”（1943年3月18日《陶龛旬报》“教育哲言”）；必须做到“教育自己，教育别人”、“解放儿童，尊重儿童，信任儿童，服务儿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与学生相处“彼此都是指导者，而同时又是被指导者”（《我们对教育的主张》）；“有了这样的认识，才能向青年学习，向儿童学习，向老百姓学习”，才“肯拜人民与小孩为老师，才能把自己造成民主的教师”。这样，“打骂‘主人’，体罚‘主人’，使弟子服其劳等不合理的教育方式自然会绝迹了”（《划时代的教育》）。
古人云：经师易得，人师难求。罗辀重主持的陶龛学校，聘请的教职员工，可以说大都是“堪为人师”的。他们以“血性”育人，首先自己“血性”做人。该校教员品德高尚，思想进步。陈素、李品珍、刘汉初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先后在该校任教过。刘楚威、刘佩旬、罗昭华、罗新华、刘汉英、罗光碌、黄朴、胡刚父、朱道兴、罗宗藩、成之恒、万民裕、刘常仁、罗耀星、罗光旗、李泽湘等一大批先生的学识风范，至今在许多陶龛校友的脑海中记忆犹新。他们爱生如子，为贫困学生垫付学费，雪雨天为远道来校的学生打温水洗脚，习以为常。“以身作则”是他们最重要的共同守则。凡要求学生做到的，教职员工首先得自己做到。陶龛学校不准学生抽烟、嗜酒，因此，陶龛教职员工都戒烟戒酒。1946年，湘中乃至全国，自然灾害连绵。陶龛学校由于率先实行二五减租，经费奇缺，连给教师发薪的谷也不够。但教师们毫无怨言，他们中许多人表示不领薪谷，尽义务工作。他们还带头向灾区捐款。该年5月31日的《湖南日报》转发中央社讯称：“湘乡私立陶龛学校全体师生为响应节食救灾运动，捐款12万元。”
所以，罗辀重说：“我们以为，凡属好教师，有他们理想的精神生活。他所选择的，是哪里可以遂行其志，扩大他的服务范围与能力。一经选定，即锲而不舍地工作着。他的眼光较远，投射到10年20年后。常愿牺牲个人生活，来顾全民族生存。”（《君子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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