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素养教育的思想观点 第九节 素养教育经费论（之一）
罗辀重说：对于学校“最关重要的”是“经济状况”（《一个乡村小学的写真》）。他认为：“教育是消费的”，而且不仅是公民的“消费”，更是国家的“消费”；“大家都纳过荷重的教税”，这些钱就是国家用来办“教育”的；教师与国家政府机关公务员一样，都是人民的“公仆”，都应靠纳税人的钱养着；学校也应象政府机关一样，其经费都是来自于纳税人。他主张：“求学是我们的权利”，“我们要求公开任何学校”，“ 我们要求任何学校免费”，“要求改善教育制度，使教育发生最大的效果”！（ 1937年1月5日长沙《大公报》：《〈“师范教育放言”的商榷〉的商榷》）。
罗辀重还认为：“任何学校免费”，本是现代国家应该办到，也是完全办得到的。只要民众厉行节约，国家厉行节约，教育消费的费用是“很容易的事”。 1922年8月29日，他在长沙《大公报》发表《废除中元烧包的我见》，说：“中元烧包，实在是一种耗费财力而无意义的举动”；“有些人明知其无意义，但为习惯所囿，仍旧‘奉行故事’”。他“希望大家即知即行，不要做习惯的奴隶”，“毅然地废除它”！他算了一下，“吾国四万万人，即以至少限度计算起来，有半数（二万万）烧包的，平均每人每年烧包破费钱一串（浙江一带尽用金箔、银箔，决不止此），合之即为每年二万万串，把这笔款子，立即可添办中心小学至少二十万所。普及教育，不是很容易的事么”？
罗辀重最痛恨的是国家公务员贪污受贿。官吏不贪污受贿，就不愁没有教育经费。1942年10月，他曾与当时的土地编查队队员中的陶龛学校校友有过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后来以《贪污甚于打劫》为题，发表在《陶龛旬报》上。
罗辀重在谈话中指出：“当强盗的，多半是因家贫读不起书，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虽也有大中学生当强盗的，那是例外，原因复杂），而是为着当前的生活所逼而打家劫舍的。他打劫之先，一定调查得很清楚，要值得一抢的才去抢的，从没听见过强盗把穷人仅有的饭镥铛也抢去了的，所以说‘盗亦有道’。被盗之家，虽受损失，但不致就断了生活，多半不久就恢复了原状，所以受盗之害的，就全体看，是极其少数，影响当然也不大了”；而“‘贪污’是‘贪官污吏’四字的缩语（某甲替某富人当家师爷，揩了富人的油，赚了很多的钱，这在习惯上不叫贪污，足见贪污是专指官吏公务员的）。既有资格当公务员，则一定是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分子，不但受过长期的教育，而且饱聆父母、师长、长官不少教训的”，“我不相信他们连不义之财不应得都诿为不知。同时，既当了官吏公务员，不能说他们来历不明，或由保荐而来，或由考选而来，相信都是以‘身家清白’自许的，并且，国家任用官吏公务员，没有不开支一笔养廉的俸禄给他的，虽多寡不等，至少不会使他们饿着肚子从公。但是，官吏公务员贪污起来，或克扣军饷，或鲸吞公款，或敲诈乡民，或鱼肉百姓，或操纵市场，或营私舞弊……直接受其害的，是全体人民，不分贫富，而其影响可以及于整个的国家民族”。
所以，官吏贪污受贿，甚于强盗打劫。罗辀重认为：“假如按律裁判，强盗应处死刑，则贪污者即加十倍处罚亦不为过。”
罗辀重曾在1937年初发过一次 “怪论”：“主张把官的俸给，什么三等九级一概取消。再就全国规定一个最低的生活标准（即一个人衣食住所需之资）。再定一条国法，犯贪污的与吃鸦片的同罪”，“造成一种‘做官决不能发财’的风气”，“把从俸给节省的钱”，用来办教育，用来“在各地普设养老院、妇女工厂、托儿所等”（1937年6月《湘乡民报》：《关于师范教育—与王奠球先生讨论》）。
其实，罗辀重的这个“主张”也算不上什么“怪论”。共产党人的老祖宗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有这种主张。1891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说：“第二、它（指巴黎公社）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支付给跟其它工人同样的工资。……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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