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素养教育”的思想观点 第八节 素养教育师资论（全节）
素养教育的关键是师资。
关于师资，1936年罗辀重在“长沙市教育”创刊号发表的长篇大论《师范教育放言》，有着较为详尽系统的论述。后来，他还发表了许多诸如《聘师之条件》、《怎样做教师》等有关师资问题的短篇言论。在有关教师的地位和作用、教师的人生观和培养、教师的来源和条件，以及教师的管理和评价等各方面，他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和举措。
关于教师的地位和作用，罗辀重认为：教师是人民的领导者，直接影响到国家民族之前途，所负责任重大。
1943年4月18日，罗辀重在《陶龛旬报》发表《读书人的态度》一文，说：“先觉应负后觉之责任”，“他在社会上应起领导作用”。“先觉”，是指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教师就应该是这样的知识分子。
1943年7月28日，罗辀重在《陶龛旬报》发表《聘师之条件》一文，明确提出：“乡校教员，系一乡领袖”，“负有矫正社会恶习之责”，如“贻误一乡教育，即直接影响到国家民族之前途”。
1948年8月3日，罗辀重在《湘乡民报》发表《划时代的教育》，进一步提出：“大中学校的教师，是青年的公仆；国民小学的教师，是国民或儿童的公仆”。他指出：国家的“现代化”，必须要有“现代人”；所谓“现代人”，就是“民主人”，学校“如果造不出民主人来”，那么国家“永远不能现代化”；民主的学校，必须有民主的教师，“教师不民主，哪来民主的学校；学校不实施民主，教育怎能培养民主人；社会无民主人，何来民主国” ？
关于教师的地位和作用，罗辀重不提“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是把教师与国家政府机关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一样称作“人民的公仆”，并且指出教师的作用比国家政府机关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还要重要，因为他们也要靠教师教育培养出来。一个国家迟迟不能“现代化”，根子在教育，在于没有民主的教师，没有民主的学校，因而没有培养出现代的民主的领导人，“何来民主国”？何来“国家的现代化”？
关于教师的人生观，罗辀重认为：教师的人生观，与国家政府机关的领导及工作人员即“公务员一样，只能是“服务之人生观”。
罗辀重自1920年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归国后，一直经营家乡的陶龛学校。在多年的办学实践中，他深深感到，当时的小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其原因“不能不归咎于推进小学之原动力的师范生未尽最大的努力”。他认为，小学教育之“无效”，就是师范教育的失败，而师范教育的失败，则主要是师范生的人生观没有解决好。
罗辀重在《师范教育放言》中说：“别的学校毕业的青年，可以任抱各种不同之人生观，如享乐之人生观，升官发财之人生观，糊口之人生观，甚至消极厌世之人生观……唯独师范毕业生不然……只能抱一种人生观—即服务之人生观。”
什么是“服务之人生观”?罗辀重引用别人的话说：“教育者的人生观，应该是为服务而生活，不是为生活而服务”。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教育，服务学校，服务学生，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人生应当以服务为目的”。
为什么师范毕业生只能抱“服务之人生观” 呢?罗辀重认为：“国家希望师范毕业生的是服务”；“社会希望师范毕业生的也是服务”。他在《师范教育放言》中说，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教育开始以来，师范教育在国家学制体系中，始终占着“重要之位置”，始终“以公币设立为原则”。这足以说明“国家办师范教育”“怀着莫大的希望”。“师范生受国家公币之津贴达数年之久……国冢不给便宜予别人，而给予师范生，则期望师范生之重且大可知”；而社会期望于师范生的，“则更为殷切”，“在有些教育没有太发达的地方，听说本籍有人师范毕了业，则欣然色喜，以为从此本地教育有希望了，其意无非以师范生耗人民膏血不少，这回应该无代价为人民服务了”。
罗辀重还在《升学与服务—答复一个校友的公开信》和《异哉所谓“毕业生的出路问题’’》两文中提出，不能把“教师”当作一项谋生的“职业”，即所谓“教书匠”。他说教育是增强“国力”，培养“健全国民”的；教师则是“教人做人”的，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的。 然而，当时的师范毕业生所抱人生观，大多不是“为服务而生活”，而是“为生活而服务”。他们毕业后找工作，“似乎除了糊口之外，，别无目的”。他们对工作的选择，不问自己“能力如何，胜任与否”、“只问报酬之多少”。他们是“拿钱才做事，并希望劳少酬多”。他们还为自己找工作划定许多条件：不是，“城市”，不去；不是“大规模学校”不去；“薪俸少了不去”；要担任音、体、美、劳等课的不去；要“自弄饭菜”不去；有了这“六不去”，还谈什么“服务”呢?
罗辀重在《师范教育放言》中反复强调，师范毕业生之找工作，不应是为了“糊口”，而是“为着找服务的机会”。当然，不是说师范生工作就不能有报酬，“必不可少的生活费”是应该得的。但“除必不可少的生活费外，不能受任何报酬”，否则就“成了职业的性质”“而不是服务了”。
有人辩解说，当时的师范毕业生之所以抱“糊口之人生观”、“为生活而服务之人生观”，是“为生活所逼，不得不然”。罗辀重回答说：“在这世界不景气当中，除了极少数资产阶级外，几乎无人不为生活所逼。欲解决生活问题，这是全人类的事，不能说师范毕业就解决了生活问题，即使……解决了你一人一家的生活，而全人类的生活未解决，那仍旧是空的”。他还斩钉截铁地说：“你如果欲谋生活问题之解决，那你最先就应入与生产有关的农工商界，而不应入以服务为目的之师范学校”。
也许有人会觉得，罗辀重言之过重了，对师范毕业生、对教师的要求过高了。但从国家和社会对师范毕业生的期望来说，理应是这样的。罗辀重在《师范教育放言》中也从当时的实际出发，说过这样的话：“所谓‘服务’，虽不能说要你枵腹从公，但至少要‘为公’的成分多，‘为己’的成分少”。
1943年4月8日，罗辀重在《陶龛旬报》发表《君子人也》一文，向在“推进师教运动”声中坚守岗位的教师致敬。他说：“教师的身价是不能以金钱来衡量的，原因是他有两重人格：一方面他是青年或儿童的公仆，生活必须‘平民化’；一方面他是‘富贵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君命诏有所不受，万乘之尊也须对他低头……他们懂得人是为生而食不是为食而生。他们把工作看做报酬，他们知道金钱报酬并不相当于服务贡献。”他高呼：“让我们对现在在职的教师致崇高的敬礼。由于你们的不羡荣华，不慕富贵，爱上了教育，守住你们的岗位，穷熬苦教，使社会很明显地分成两色，你们不愧是‘继绝存亡的圣贤豪杰’，‘正其谊不谋其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固穷’，你们是君子人欤？我不禁举起双手说：‘君子人也’！”
在罗辀重看来，人类社会要发展，要和谐，必须要有先觉者；先觉者就是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公仆。社会的公仆，一是公务员，二就是教师。公仆的人格，必须是“不羡荣华，不慕富贵”，只能心甘情愿为社会、为人民服务。要做公务员，至少不能奔着以权谋钱的心思去，不仅自己不能贪污受贿，而且自己的家人也不能经商赚钱（至少在自己管辖的地方和范围）；要当教师，至少不能是为着“糊口”而去，不仅随时随地随处在人格上要尽可能为人师表，而且不能沾有吸烟、酗酒、打牌等不良习气。如果你想奔着钱去，你尽可下海经商，不应该去当公务员，去当官，因为“官是国民的公仆，应该比百姓还苦”（1939年《升学与服务》）；如果你不愿改掉自己的不良习气，不能为人师表，那你就不应该去当教师，以免误人子弟；如果你是奔着名誉和理想去当公务员，去当官，去当教师，那你就应该一门心思为人民服务、为学生服务。
1948年8月3日，罗辀重在《湘乡民报》发表《划时代的教育》一文。他在文中呼吁：当公务员，就是人民的“公仆”，就得放得下“身分”，为老百姓服务，如果“一身傲骨，不愿下人，最好不当公务员，去当一品老百姓好了”；“大中学校的教师，是青年的公仆；国民小学的教师，是国民或儿童的公仆”，也就得放得下“身分”，为“青年”服务，为“国民”和“儿童”服务！
罗辀重曾把“当教师”（当然是实施血性素养教育的教师）比喻为一个“火炕”，他希望能有很多的“先觉者”往这个“火炕”里跳。1942年11月8日，他在《陶龛旬报》发表《迎第一师范教育参观团》一文中说：
“各位深研教育，已连四五年，相信对于教育，已具热爱。任何外在的影响，不能动摇各位内在的信心。当各位参观的时候，发现站在各岗位的同志们那种精疲力竭、声嘶喉苦的情况，难免不使诸位头痛。诸位将望望然而去之乎？还是深情认清国家所赋予各位的使命，而热烈地跳入火坑，和我们并肩作战呢？
请看我们天真的孩子（即后一代的国民）是怎么地用希奇和希翼的眼光望着各位，各位能忍心丢弃他们么？”
陶龛“教育墙”曾书有这样一条语录：“别的职业在工作中，可以得到一种结果的‘报酬’，而不在工作的本身；而高尚的工作者‘教师’，是感觉工作本身的快乐，忘却所要求的目标。”
罗辀重在《师范教育放言》中大胆议论了过去“师范教育”所存在的“缺陷”和今后“师范教育改进之方法”。议论的中心，就是是师范生人生观之培养问题。
罗辀重认为，当时许多师范毕业生之所以未能树立“服务之人生观”，与过去“师范教育”存在的“缺陷”有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招生时未加慎重”。“自教育资本化以来”，想进入中等以上学校求学，“已非普通人家所能办到”，而“师范学校不但不收费，连膳宿之费都归学校供给”。因此，师范学校“每次招生，应考人数常超过考取名额几十倍以上”。考取了的，多半是“富于天资而穷于家资的”。他们的“求知欲”大都“特别旺盛”，只是由于“家贫无力升学”，才考师范，并非“对教育学术感到兴趣”。他们有的一考上师范(特别是他们的家人)，就在“希望着”，过几年毕业了，就“可以赚点钱济家了”。还有的在考上师范后，“志气更大”，“日夜憧憬于大学之府，镀金之国”，“甚么小学教师”，在“他们的眼中是不屑注意的”。
二、“师范中学化”。过去的师范学校的教授们“颇知揣摩学生的风气”。他们在教育中常常迎合学生“升学”和“糊口”的心理，大谈“升学如何之好”、“如何之应该”，而把“服务教育”丢之脑后。他们也说教式地上几节“公民课”，但“实不能收丝毫效益”。师范学校的教学目标，大多“悉仿照中学办法”，“师范学校与普通中学，几乎完全一致”。在师范学校，“关于教育学科，第一学期简直只占百分之几，即连这一点，也不过是为装点门面而设”，这样的师范教育，当然培养不出“服务”的人才。
三、“参观实习”的“恶影响”。在过去的师范教育中，“省外参观”最为师范生所“重视”、所“爱听”，但实际上因都是 “想免费到外省看看热闹”而已。到了江浙，“上海的戏不可不看，西湖的景不可不赏，至于学校，除了那几个最著名的不得不照例去走马观花一次，以便作参观报告外，别的小学，那怕是过其门也是不屑入观的”。过去师范生的教育实习，也大多是选择在城镇学校。这样的参观，这样的实习，大多“不但无益”，而且会产生一种“恶影响”：使参观实习的师范生“羡慕都市之繁华享乐，再不愿过乡村之清苦生活”；使参观实习之师范生“受到一种暗示，以后对经费不足，设备不全之校，不愿去服务”。
针对过去师范教育的“缺陷”，罗辀重对今后的师范教育提出了一些“改革之方”。主要也是3条：
第一，“校址迁乡”。“师校”，尤其是培养小学教师的“师校”，宜从城里搬到乡下。这样，不但“所花经费”可较在城市节省许多，而且能使师范生从入校开始便“实习耐苦耐劳”和接触毕业后将为之服务的农村学校。
第二，“慎始招生之办法”。“师校”招生宜分四步走，首先是保送投考，各中学在学生毕业时成立“升学就业指导委员会”，“详细考察各学生个性、志趣、家庭情况”，将“适宜于受资师训练的”，保送投考“师校”。其次是“体格检查”，“当儿童导师的”要“以全副精力对付儿童”，“工夫本重”，“非健汉不能胜任”，而且“体弱多病之导师”，会给“儿童一种极坏的印象”，“尤不适宜”。再次是“笔头试验”。中国“农村小学多半只一人包办”，“儿童导师”“在规定的小学课程中，应是无所不能”，因此，招生笔试，“要注意各科的平均分数”，并且要“重思考，不重记忆，重知识运用，不重知识本身”。最后是“口头试验”，“除注意其(考生)口齿清晰，说话之流畅外”，“必须因人发问”，“追根究底”，详询其对教学专业有无兴趣及毕业后的打算等等，在其“自然流露中，发现其真正之意志”，然后才能决定是否录取。经过以上四步后，“还须有保证人、家庭、自己三方面”具结，“情愿为社会受苦服务，无钱赚，不改业，不升学等等”，方允许入校。经过这样慎重招收的师范生，从入校第一天起，便感知自己的整个身子，“完全提供给国家”，抱定了“献身”、“服务’’的决心。如在校期间发现其“还不能下这最大的决心，则还是请他趁早出校的好”。
第三，严格“服务”训练。师范生从入校开始，就要受到严格的“服务”训练。“师校”要“人格具体化”，“从校长起，全校施行军事管理，不许有一人例外，所有一切起居习惯，生活环境完全规律化”，在“把青年最易犯之颓废、懒散、消极、暮气等习气革除净”的基础上，“启发其教育救国和社会服务之精神”。“师校”课程增加“服务道德”、“生产教育”、“义务教育实施法”、“儿童心理卫生”、“儿童病之研究”等“特种科目”。诸如“儿童读物评审会”、“儿童作文订正法研究会”、“儿童偷窃行为研究会”、“体罚问题研究会”等各种小组研究会，则“愈多愈好”。要使师范生对各科“平均学习”，“尤其是艺术、音乐、体育、劳作等科”。要加重“教育实习”科目，从学生入校第二年起，便应有“实习钟点”，“并占总时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如实习成绩未及格，虽已受训期满，亦不轻易令其出校”。教育参观要“不定期”，“需要参观某处，即前去参观”，但“除考察之目的外，不能有任何之游览观赏”，“不能以公款供私人之享乐”。师范生要经常收听“教育播音”，了解教育信息，特别是受训期满的前两个月，师生应共同讨论学生“出校后创办新学校之一切具体办法”。“师校”不能认为学生一毕业，自己就“责任已尽”，“将毕业生视为路人’。“师校’’学生修业期满，宜不举行“毕业礼”，“不称毕业生”，而只视为“受训期满学生”，将他们“尽量分发到教育未发达之偏僻县”去“出校服务”，“师校则要随时随地不忘指导”。 “出校服务学生，应限其在寒暑假中，全体归校，报告服务经过情况，再听取各教授之指导，以供下期服务之改进”。这样“出校服务”五六年后，“公认为确有成绩，然后由教育行政最高机关，给予一种儿童导师专业之证明书”。
罗辀重深信，经过“慎始”招生，又经受入校到出校的严格“服务”训练，师范生“对教学专业”，定能“具有浓厚的兴趣”，对“公共事务”，定能“有委身从事之决心”，其“服务之人生观”定能养成。
关于教师的条件和要求，罗辀重在1943年拟订的乡学《聘师之条件》中，具体列了七条：
一、乡校教员，系一乡领袖，必须注重人格，以身作则，最低限度，要实践新生活规约，摒绝烟酒嫖赌等不良嗜好。
二、乡校教员，负有矫正社会恶习之责，至少要能够遵守薛主席“公务员打牌以违抗命令论罪”之布告，不管在校在外，应自行检束，不得因逢场作戏，而触刑网，致师道扫地。
三、乡校教员，对教育应具有“学不厌诲不倦”之热忱，一面勤于进修，一面从教学上不断改进，负责到底。
四、乡校教员，应以全副精力对付受教者，规定授课时间，固应负责按时上课，即非上课时间，亦随时地，负有教导责任。
五、乡校教员，对儿童要有循循善诱之态度，并遵法令，不行体罚。
六、乡校教员，对同事要能推诚合作，一切以大局为重，不易发生口角。
七、乡校教员，应有远大目光，忍受目前一切清贫生活之决心，不受物质之诱惑，而见异思迁，或埋怨报酬太少，而对工作懈怠。
其他……
罗辀重对自己主持的陶龛学校的教师，都发有“聘约”。1949年上学期被陶龛学校续聘的一位唐先生保存的一份“聘约”上，除规定所任课程、时间、薪金及优待条件外，还特别列有“共同遵守之信条”，共有9条：
（一）施教不限于校内，教学不限于上课中。
（二）随时随地随人负训导责任，使教育效率得以增加。
（三）对儿童一视同仁，并遵法令，不行体罚。
（四）能和学生同甘苦，共患难。
（五）率先实行团体生活规律，打破个人私生活。
（六）以身作则，实行新生活规约。
（七）与同事推诚合作，一切以大局为重。不得轻易发生口角、争执，减少人事磨擦。
（八）对有关教育事件，当仁不让，不互相推诿。
（九）出席有关各种集会，明确整个计划，遵约进行。
从罗辀重拟订的乡学《聘师之条件》及其制订的“陶龛学校聘约”来看，他对选聘教师的要求十分严格，但并不特别注重教师的学历。在学历上，他认为只要能胜任教学工作就行。1943年7月18日，他在《陶龛旬报》发表“教育哲言”说：“文凭何足凭？证书何足证？文凭之谜不穿，教育之路不通；证书资格之束缚不解，学术思想之发展无望。”后来，他在与娄底三女校核长谢瑞祺谈教师的学历问题时，认为：高学历，并不一定有大学问，即使有大学问，也要看他愿不愿出历。他说：“一个人有最大的学问，但不愿出力，这学问的价值等于零。而一些学历不高的人，他们肯干事业，在干中学习，学问自然就会充实。”
罗辀重最注重的是教师的人品。他把“堪为人师”作为聘师的核心标准。他拟订的乡学《聘师之条件》和《陶龛学校聘约》中“共同遵守之信条”，条条蕴含着“为人师表”之意。这些条件非常具体明确，切实可行。它可以让人们达到，但又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达到。要达到这些条件，他认为，最基本的是要有“爱教育”、“爱儿童”、．“爱学校”的“三爱”精神。他说：“教育者的理想性格，是以‘爱’为中心，以服务效劳为最高理想……”陶龛“教育墙”说：“我的痛苦，由我独自喝尽，我的喜欢，与人共享，这才是人类中的真爱。”另外，教师还必须懂得、并真正做到：教师的职责是教人做人，同时也是在与学生一起实践怎样做人，“人与人相处”，“彼此都是指导者，而同时又是被指导者”（《我们对教育的主张》）。
对于教师的人品，罗辀重很重视许多办学校的人所忽视的教师是否有良好的生活习惯。1939年5月，他在与青年教师的谈话中，首先就是提醒青年人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他从当时在知识青年中招收抗日战士中发现，“因体格不健全而落选的，其数目至堪惊人”。他说：“原因是知识青年对卫生太不注意，如饮食无度，起居无时，烟酒牌赌，即抛开道德观念不讲，亦实是戕害青年身体的行为”，“但青年有时不惜卜昼卜夜，拼命为之”；有的青年“日夜死读书，懒于劳动，致近视眼及有初期肺病型特多”； 有的青年“又专爱运动，希望在运动场上出风头，因此所谓运动健将，又多半患着心脏病，慧而早死，千古同慨”！他指出：这些青年是“太不重视身体”了，但另一方面却又“太重视精神”。所谓“太重视精神”，就是“生怕用脑筋”。他说：“本来，精神是愈用愈明的，但不知何人发明一种‘非生理’的学说：‘精神愈用愈枯’。青年似乎中了此说之毒，最怕思索。文章则人云亦云，做事则随波逐流，一遇困难，或以不了了之，或则敷衍过去，或则消极灰心，不愿去想一种积极应付之方法，所以对科学很少发明，对事业无法推进。”他希望青年们，特别是青年导师们，要养成“居有时”、“食有度”、 “不抽烟”、“不酗酒”、 “不牌赌”等良好身体生活习惯，和“创业、创作、创学”等“勤用脑”的精神生活习惯。这些习惯，无疑是教师对学生“以身作则”不可缺乏的人品。
人们常把教师比做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罗辀重则提倡办教育的人要“挤出自己的血液，补济后一代”，要求教师树立“磨血”(磨尽自己的心血)，“呕血”(呕尽自己的心血)和“造血”(为社会创造新的血液)的思想，也就是说：要有血性的教师来培育血性的学生。
关于教师的评价，一是评价的标准，二是评价的主体，罗辀重都有他自己明确的独特的看法。
罗辀重所处的民国时期，对什么样的教师是好教师，什么样的教师是不好的教师，并“无明文规定”。但罗辀重本人对什么样的教师是好教师，什么样的教师是不好的教师，心中却有着十分明确、而又十分具体的标准，他认为：好教师至少要具备三条：
第一，要能“堪为人师”。
1943年4月8日，罗辀重在《陶龛旬报》发表《君子人也》一文中说：“所谓‘好教师’，究竟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原无明文规定。在今日，不能说一个‘知识贩卖者’，或一个‘教书匠’，就算是一个好教师吧。教师之所以好，必另有所在。‘堪为人师’，便是一个最重要之条件。必其人有可以‘为人师表’的地方，至少不会是孜孜为利，见利忘义，志在温饱之徒”。
素养教育是“教人做人”的教育，是一种新教育。这种新教育不能视为是谋生的“职业”，而应该视为是造人的“事业”。把教育做为一种职业的，那是旧教育。这种旧教育，与农民“种地”是“庄稼汉”、工人做工是“工匠”一样，教师就是“教书”， 就是‘教书匠’，就是“老学究”。罗辀重说：新教育“何尝只是教书?教育者虽也是劳工之一，但决不等于只知机械地去做匠人”，“教育者……决不等于……是开子白铺的……惟有心不在焉，视学校如僧舍，做一日和尚连一日钟都懒得撞的人，搀入教育，那不但对教育无效，使教育腐化，而且是‘亵渎教育’，破坏教育……”（1943年3月18日《陶龛旬报》之“升学与服务”）。
罗辀重在《君子人也》一文的开头便说：“近来一些办学校的人见面时，总是谓叹着‘师荒’、‘师荒’，并加解释说：‘现在好的教师，各校争着聘，争着多出些薪俸来聘。有些甚至由学生凑集一些钱来留好老师，但终于被别校出更多的钱聘去了’。 又有人说：‘好的教师，觉得教书生活赚不到钱，都改行去做生意、囤货，发国难财去了。’初听去，似乎确是事实，但一经思索，便发觉其中有一个大的矛盾。”
罗辀重的看法，与这些出高价聘请所谓“好教师”的办学校者“完全不同”。他认为：这种“见钱而去”的教师“，并不是什么“好教师”，而是“意志薄弱，眼光短浅的人”，是“知识有限”的“理盲”，他们“当然会见异思迁，唯利是趋。这种人如果让其混迹教育界，虽勉强留住他，徒给予教育者以不良印象，不如索性让他去罢”！ （《君子人也》）
对于现代社会的实施素养教育的好教师，罗辀重认为：他们的人品，还必须在“民主”上有“为人师表”的地方。他说：民主“不仅是一个政府形式”，“它主要的是一种联合生活方式”，民主生活方式的突出表现是：政府的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听命于众，受公众指挥”；学校的教师学生的“公仆”，（《划时代的教育》）他们必须“一门心思”为学生服务，“正如园丁之培植花木、打探花木一样，决不能反而去役使儿童，打击儿童”（1943年3月18日《陶龛旬报》“教育哲言”）；必须做到“教育自己，教育别人”、“解放儿童，尊重儿童，信任儿童，服务儿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与学生相处“彼此都是指导者，而同时又是被指导者”（《我们对教育的主张》）；“有了这样的认识，才能向青年学习，向儿童学习，向老百姓学习”，才“肯拜人民与小孩为老师，才能把自己造成民主的教师”。这样，“打骂‘主人’，体罚‘主人’，使弟子服其劳等不合理的教育方式自然会绝迹了”（《划时代的教育》）。
古人云：经师易得，人师难求。罗辀重主持的陶龛学校，聘请的教职员工，可以说大都是“堪为人师”的。他们以“血性”育人，首先自己“血性”做人。该校教员品德高尚，思想进步。陈素、李品珍、刘汉初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先后在该校任教过。刘楚威、刘佩旬、罗昭华、罗新华、刘汉英、罗光碌、黄朴、胡刚父、朱道兴、罗宗藩、成之恒、万民裕、刘常仁、罗耀星、罗光旗、李泽湘等一大批先生的学识风范，至今在许多陶龛校友的脑海中记忆犹新。他们爱生如子，为贫困学生垫付学费，雪雨天为远道来校的学生打温水洗脚，习以为常。“以身作则”是他们最重要的共同守则。凡要求学生做到的，教职员工首先得自己做到。陶龛学校不准学生抽烟、嗜酒，因此，陶龛教职员工都戒烟戒酒。1946年，湘中乃至全国，自然灾害连绵。陶龛学校由于率先实行二五减租，经费奇缺，连给教师发薪的谷也不够。但教师们毫无怨言，他们中许多人表示不领薪谷，尽义务工作。他们还带头向灾区捐款。该年5月31日的《湖南日报》转发中央社讯称：“湘乡私立陶龛学校全体师生为响应节食救灾运动，捐款12万元。”
所以，罗辀重说：“我们以为，凡属好教师，有他们理想的精神生活。他所选择的，是哪里可以遂行其志，扩大他的服务范围与能力。一经选定，即锲而不舍地工作着。他的眼光较远，投射到10年20年后。常愿牺牲个人生活，来顾全民族生存。”（《君子人也》）
第二、要有“教育爱”。
1943年3月18日，罗辀重在《陶龛旬报》发表“教育哲言”，指出：“教育不是冰冷的东西，要使教育充分发挥效能，需要热，需要力”，一个好的教师，“除了具备专业知识外，最重要的是，应该有教育爱”。
什么是“教育爱”？ 罗辀重认为：教育爱大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爱教育，以教育为他的终身事业”。他说：教师“应能同情儿童的困难，了解儿童的错误，以儿童的安全为自己的安全，以儿童的生命为自己的生命”，“重视儿童，为儿童服务，解除儿童的困难”，“他应该爱教育，以教育为他的终身事业，生于教育，死于教育”（1943年3月18日《陶龛旬报》“教育哲言”）。
二是爱学生，特别是爱学生“未成的价值”。他说：“教育是施与爱的，大异乎平常男女间之爱。‘恋爱’是羡慕欣赏对方所实现的价值—如才貌等—而接受它，甚至占有它，总不免有几分自利性。教育爱则不然，教育家之爱儿童，不是爱他们既成的价值，倒是他们未成的价值，还欠缺的价值。所以要把自己浑身力量献给他们，帮助他们长成价值。因此，对方越丑，越愚，越不成熟，教育家就越要爱他们。如果不脱少爷小姐的习气，爱清闲，图干净，而讨厌儿童囖嗦、不洁、调皮、无知，那他便不配做教师。教育家的一副情眼，要从无盐看出西施，从阿斗看出诸葛亮。为什么能够如此，就因为他爱的是未来的可能的价值。换句话说：他爱的是人类要生长的价值。”（1943年2月28日《陶龛旬报》“教育爱”）。
三是既“把儿童看作是自己的子女”去爱， 又“把儿童看作是国家的儿童”去爱。他说：“一个教师，若按情感说，应当把儿童看作是自己的子女去爱护他。若按理智说，应当把儿童看作是国家的儿童。我们训练儿童是为国家培养建国人才，为民族培植复兴干部。如此，则对儿童的训练还不热心吗？（1943年5月18日《陶龛旬报》“教育哲言”）。
第三、要“懂教学”。
1943年4月28日，罗辀重在《陶龛旬报》“教育哲言”说：“不懂教学的教师，把学生视为海绵、印泥，把教育视为一般的知识积累。他们没有看到学生自发的能力，不懂得教育是生长的历程，只把自己尚未溶化的书本知识，灌注给学生，植入学生的心，至于知识之实践与求知之方法，何谓为辅导，何谓启发，则置之不问。他们不肯修养这种技术，而且不把这种知道认为必要；单凭注入与考试为唯一的方法，是不是符合教育的效能和目的呢？”
那么，怎样的教师才是懂教学的教师呢？罗辀重认为至少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有突出的表现：
一是对教学的目的认识明确。他们明确教学的主要目的是“教人做人”，是指导学生“生活的方法，处群的方法，求学的方法，这些是一个人所必须知道并实行的”（1943年3月28日《陶龛旬报》“惜时”）。因此，他们懂得“考试本是为考察学生领悟力而设的，只可偶一为之”，不会“以考试为最高法宝……而置求知的主要目的于九霄云外”；他们懂得“知识需要教育”，主要就是教育学生学会“控制知识”，“导它于正轨”（1947年1月18日《陶龛旬报》“五育价值重估”）。
二是对教学的对象认识到位。他们认定：“自己是在造人，不只是在教书”（1943年5月18日《陶龛旬报》“教育哲言”），懂得学生是“主人”，教师是“公仆”，以“服务、效劳为最高理想”（ 1943年2月18日《陶龛旬报》“教育哲言”）， 具有“学不厌诲不倦”之热忱，一面勤于进修，一面从教学上不断改进，负责到底”， “对儿童一视同仁”（陶龛学校教师“聘约”），“有循循善诱之态度……不行体罚（《聘师之条件》）；他们明白：“教育是生长的历程”，能“看到学生自发的能力”， “施教不限于校内，教学不限于上课中”（陶龛学校教师“聘约”）。
三是对教学的方法心中有数。他们清楚：教学“重在教给受教育者以求智的方法，指点求智之途径，给以开‘知识宝库’之钥，关于知识本体，应让他自己各自去求自己所需要的。”（《五育价值重估》），不会“把自己尚未溶化的书本知识，灌注给学生，植入学生的心”；他们知道：“教师并不是一个万知的人，他不应当把‘不知道的’假装知道。他应当把‘知道的’假装不知道。未受诘问，不知其不足。预备解释，才发现了困难。”（1947.12.18《陶龛旬报》《我们对教育的主张》），懂得“启发”，善于“辅导”。
关于教师评价的主体。1942年12月28日，罗辀重在《陶龛旬报》发表短文《怎样做教师》，说：“单单做一个教师是很容易的，只要老着面皮，大胆地走上教台，即刻便是教师了。所以做教师不难，难于做‘好教师’。怎样叫‘好教师’？也没有一定的标准，至少要学生以为你是好。单单博得视学员、指导员、教育行政者或参观人的称赞是不可靠的。单单得到学生父母、地方人士的颂扬，也是靠不住的。我们教的是学生，学生说好，才是真正的好教师。”
罗辀重在这里认为：评价教师的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的人，一是视学员、指导员、教育行政者或参观的人；二是学生父母、地方人士；三是学生。但评价的主体“是学生”，因为教师“教的是学生”。
前两方面的人，他们对教师的看法，大都是道听途说，亲自闻见的也多是走马观花而已，加之他们对什么是好教师的标准不少都脱不了“会教书”的框架，所以他们很难对教师做出恰当的评价，他们的看法只能是作为评价教师的参考。而学生则不同，他们整天与教师生活在一起，教学在一起，劳动在一起；教师的一言一行，他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们对教师是否能“为人师表”，是否对学生有“教育爱”，是否“懂教学”，有着切身的体会。因此，只有他们说“好”的教师，才会是“真正的好教师”，其他人的“称赞”与“颂扬”，如果与大多数学生的看法不同的话，那是“不可靠的”，或者是“靠不住的”。
陶龛学校在罗辀重主持办学的几十年中，所聘任的教师，大都是好样的。陶 “教员均属学识优良，勤谨供职”（1935年1月12日《湘乡民报》）。他们大都是师范毕业生，经过专门训练，有不少人还是大学生或出国留学生，个个学识渊博，人人教学认真，工作细致。“女教员黄朴英教授高年级国语，教态沉静，演解详明” （1932年1月12日《湘乡民报》）；“女教员屈成惠积劳成疾，病故于校；教导主任杨久萱，对每年五六百在校学生，均能一一叫出名字；石璇吉先生管伙食，刘采叔先生管福利社，其和蔼可亲的态度，令人难忘”；“教员肖光安、罗昆吾精心研究，周炼伯、罗绍业、罗绳祖等既肯负责，教望亦嘉”；“总之，该校教员，均能同心一德，力图尽师保之责”（1932年1月29日《湘乡民报》）。
20世纪末，我们联系到的尚在人世的陶龛校友，大都写有回忆文章。他们对儿时的导师音容笑貌都记得清楚。
1931年至1934年求学陶龛的刘德宣，在1990年回忆说：“我在陶龛求学共有两年时间，对当时的老师和罗彦谋校长、罗祖绳、周炼白、刘楚威、刘佩旬诸先生，均记忆犹新。他们的学识风范，都非时下一般小学教师所能企及。”
1944年至1949年求学陶龛的徐检常，在1992年回忆说：1947年，他在陶龛高小毕业，没有报考普通中学，而是转入陶龛学校的中学实验班，班主任是罗光缨。实验班的同学毕业后只要碰面，都会问到罗光缨先生，对她的“教学和为人念念不忘”，“对她的工作总是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认为她“一是对工作极端负责。每次学生劳作，她都亲临现场一起参加劳动……和同学们一道下隧道，钻井巷。她讲课态度严谨，一丝不苟，她讲的历史课程，以故事形式讲，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又极易记忆”；“二是关心同学胜过关心自己……班上同学全是住宿，从住的、吃的，乃至用的，她都照顾得体贴入微，同学们都称她是师长又是慈母”；“三是对自己要求严”，“以身作则”，“为人直率，态度谦和，从没有一点架子”。
像陶龛学校所聘任的“好教师”， 罗辀重本希望师范学校进行“师教改革”来保证。他曾于1924年，在陶龛学校添办过“乡村师范部男女各一班”，进行“师教改革”偿试。但当时的师范教育，难以进行他所期望的改革，很难培养出适应素养教育的教师。不过，这样的教师也不是没有。罗辀重在主持陶龛学校的30年中，哪怕是在最困难连俸谷都发不出的年月，也从未发生过“师荒”。 他们的师资大体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不少有志之士慕名而来。1922年，当时著名的学者谭云山，对留美回国、致力乡村教育改革的罗辀重十分钦佩。他坚决支持自己的夫人陈乃蔚任教陶龛，成为陶龛聘任女师之始。1936年春，有中共地下党员李品珍经人介绍到陶龛应聘。李品珍曾与友人创办过《沩风》半月刊，罗辀重最喜欢看《沩风》的文章，看过之后，总是浓圈密点，放在会议室供大家阅读。罗辀重聘下了李品珍，让他担任毕业班的语文课，并任班主任。1939年夏，又有一位考上国立重庆大学商学系而未能入学的罗徵肇，因自幼“对陶龛学校的教学制度和辀重先生的办学精神”，“有仰慕之心”，而就聘于陶龛。
二是学校“三顾茅庐”求良师。有个胡刚父，人品学识均出众，与罗辀重、罗彦谋亦是道义之交，可在罗辀重留洋回国之前，早已被别的学校聘任。1925年，罗彦谋先生多次前往万宝盆崇德小学，反复做工作，终于使他改应陶龛之聘。
三是校友留校、回校服务。有的校友毕业即留校服务；有的校友读了大学后回校服务；还有的留洋了亦回国为母校服务。罗光缨是罗辀重的女儿，几度服务母校，抗日战争时奔赴前线抗日，从部队回校不久，即担任母校的中学实验班的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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